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这是一个困扰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问题。近日，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教授受邀访问武汉大学，并接受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单波教授的访谈，两位学者就“我还能交流吗”、“ 如何解决‘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文化多元主义是否存在缺陷”等问题展开了学术对话。

　　我还能交流吗——面对面提供了交流的可能性

　　单波：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曾在《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the Air）一书中说，在人类传播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先后发明了语言文字、心灵感应、传心术、电磁波等，直至今日的网络技术，人类总是想建构一个很庞大的交流与沟通的空间，可我们常常会产生像诗人艾略特在《荒原》（Wasteland）中所讲的困惑：“我有嘴说不出，有眼看不见，我非生非死，昏昏然不知万物”，生活在这样一种荒谬的境地之中。让人沮丧的是，传播技术越发展，我们好像越处在一个交流匮乏的境地。人类于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还能交流吗？”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认为这一问题在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答案，这是在你进行媒介辅助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时会发生的状况。如果言说者的互动是通过媒介来进行的，我想他们会丢失许多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对方意图的部分，如空间关系、副语言、触摸、气味、味道等。所以，如果双方能面对面交流，交流的方式会更具多样性。借由媒介而展开的传播，能使你同远方的人们进行交流，但它同时也会造成大量信息丢失。虽然所有通过媒介进行传播活动的人都认为这种形式全都与文字传输有关，意思就在文字之中，但在这种互动形式中，言说者真正想传达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文字中。因此，回到爱德华·霍尔所讲的，要把文字放在一个更大的情境之中去理解，如非言语行为、文化假设（cultural assumption）等，但如果通过媒介来进行互动，这些部分就可能会丢失。

　　单波：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面对面地交流，才有交流的可能性？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对，它是一种完整的交流形式。通过媒介来进行互动会丢失许多与情境有关的信息，如模糊性（ambigu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它会使这个互动变得不完整。对我来说，只有面对面交流才是完整的交流形式，因为只有它呈现完整的情境。当然，并不是每次面对面交流、每次跨文化传播都具有完整的形式，因为你总是会丢失掉一部分与情境相关的、有助于理解的信息。

　　单波：也许我们的交流永远没有完美的形式，即使是面对面交流，所以，人类就会产生“我还能交流吗？”这样的焦虑感。约翰·彼得斯曾说，我们不应该问“我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公正地、宽厚地彼此相待吗？”我觉得他把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这种建构在道德之上的跨文化交流也是不可靠的。您是怎样认为的呢？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认同约翰·彼得斯的观点，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每条信息都传达着两个含义，第一，我们是在相互交流；第二，我们一直在尝试着交流，我们仍在交流，即使交流的形式永远不会是完整的或完美的。这种明知交流不会完美却仍去尝试的精神，就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如何解决“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对立中存在中间地带

　　单波：跨文化传播心理实验证明，人类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如果这个心灵障碍得不到解除，我们的交流总是受到权力支配而难以迈开步伐，难以张开自己的嘴巴，难以去面对面。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想您讨论的这个问题正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与“你”（I and thou）的观点。马丁·布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非常简洁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你永远都只能了解你自己，也就是“我”以及那些与你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背景的人的想法，“你”（thou）则是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交流的目的就在于将属于“你”的那部分人群纳入到属于“我”的这部分中来，以此来了解其他人也有着相同的交流的目的、交流的诉求和交流的想法，从而将他们视为完整的人。一旦人们不能够很好地完全理解他人，就容易对他人形成刻板印象，将自己与他人区隔开来，甚至可能产生恶意，导致战争和杀戮。因此，哲学家认为，交流的目的旨在将属于外群体的他人纳入到内群体中来。

　　单波：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引用斯图尔特·霍尔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常常显现在我们的话语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表达意义的时候，总是从定型化、差异化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比如，我们要表达“黑”的意义，一定要对照着“白”来说；我们要表达一个黑人的特点，就一定要对照白人的特点；我们要说明一个同性恋的特点，就一定要对照一个异性恋的特点；我们要说明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特点，可能就需要对照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的特点。其中隐含的悖论是，差异是意义的根本，但对差异的感知又极具危险性，可以形成各种消极的情感，使得我们的对话难以持续下去。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您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曾学到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说的是当人们在考虑二元对立时，往往忽视了对立的双方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比如人们在谈论“黑”和“白”时，往往忘记了中间还有个“灰”，强调“我”和“你”，却忘记了“我们”。因此，在一切相互对立的两端都有个中间地带将它们联系起来。

　　单波：您的这番话让我想到您在讲座中用到的一个概念“模糊性”策略，即通过利用符号的多义性（polysemy）来传达多重意义。那么这个“模糊性”策略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灰色地带？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以前从未这样想过，当我写下“模糊性”这个词时，并没有将它与二元对立中的中间地带联系起来，但您的这种说法也确实很合理。

　　单波：您的“模糊性”概念对我的启发很大。一方面，人不可能完全理解对方，那么有一定的理解而又不完全的理解也是解决冲突的一个路径，但这会不会造成我们的理解永远都是一知半解呢？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一知半解并不是“模糊性”策略造成的，“模糊性”策略只不过是反映了不完全理解永远存在这一事实。

　　如何弥补文化多元主义的缺陷——启用文化间性

　　单波：在我看到的文献中，很多人在反思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文化分离乃至隔离现象。这是不是说明文化多元主义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文化多元主义可能强调了文化群体的主体性而忽略了文化间隔性（interculturality），也就是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建构一个完整的文化自我意识。这方面可能是文化多元主义所缺失的。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想我们应当回到马丁·布伯提出的“我”与“你”的观点，这一观点探讨了人们如何在我与他者之间划分明显的界限，以及人们为试图跨越这一障碍而努力。

　　戴尔·海默斯告诉我，在关于美国的各个族群如何命名这一方面，如果问起这些族群的名字，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永远都是“自己人”（The People），并且将“自己人”这个词用他们特有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一旦被问及邻镇或邻街或邻村的群体叫什么名字时，这些族群就只会将他们视为陌生的“那些东西”，而不是“人”。因此，每个族群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成员才是真正完整的“人”，至于其他族群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北美曾有2500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而现在绝大多数语言消失了，可能只剩下100多种语言，而且很多文化也消失了。

　　海默斯认为，在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观点中有些东西在本质上是不人道的。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是唯一合理的，自己做事的方式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的。因此，民族中心主义偏见认为，我做事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而现在在美国对于这种观点也有很多争论，很明显，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在告诉自己文化成员自己处事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因为这样一来这种文化就简单地排斥了其他做事的方法、其他群体做事的方式。

　　单波：文化多元主义对于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共存，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的满足来说，是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它本身可能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比如，我们倡导尊重与珍视种族文化身份，就意味着将人们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不同群体，而这就可能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形成紧张感，甚至是偏见与冲突。我总结了一下，要补充文化多元主义的不足，我们需要启用“文化间隔性”这个概念。文化间隔性或许可以对冲文化多元主义差异所引发的社会偏见，达到消解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危机的目标。不知道您是否有更好的建议？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文化间隔性是倡导我们用文化相对主义而非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词。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其他文化，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

　　谁能从多元文化统一中获利——文化多元主义的利与弊

　　单波：文化多样性与哪些“权力”有关？谁可能从这种多元文化的统一中得到好处？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那些有丰富跨文化经验的人，更容易找到使多元文化统一的方式。事实上，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身份背景的人，会更擅长管理不同的群体与不同的身份认同，但这和刻意制造一个身份认同是两码事。我们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好的，如果文化多元主义消失了，没有任何人能从中得到半点好处。也许在政治层面上，如果没有文化多元主义，人们的生活会变得简单些，但在社会层面上，文化多元主义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单波：为什么一个国家保持文化多元主义常常成了一种伪善的政治策略，即让大多数边缘化的人继续保持边缘化，而那些少数有特权者得以保持他们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控制？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并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思考文化多元主义。我们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有益的，并且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当探讨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赋予不同文化以表达的权利，而孤立边缘人恰恰与文化多元主义背道而驰。所以，文化多元主义不是伪善的。

　　单波：那么您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会使全球文化最终走向单一文化吗？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我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全世界这样的观点，我也不认为市场经济会征服全世界，而且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因素，但这并不表明它要征服世界。

　　单波：那么您对将文化多元主义当做消费品来看待有什么理解？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人们会向游客销售他们自己的传统物品，但不同文化间的贸易已经有着悠久历史，至今仍未导致单一文化，我认为以后也不会。但将文化多元主义当做消费品来销售不是一个好现象。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多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其中各元素的相互关联使这样的文化正常运作，如果有人破坏了一个文化的整体性，只强调其中的单一元素或单一文化，文化可能会停止运作。

　　单波：是否有人利用文化的独特性来获利？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是有可能的，就像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会向游客销售传统玉雕来赚钱，但这没有导致文化的单一性，也没有导致文化多元主义的消亡。像这样的商业行为反而彰显了他们的文化。商业行为为下一代毛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以便他们更好地保存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来证明市场经济没有导致单一文化。

　　单波：您对“多元文化统一于由意识形态构造的权力支配关系体系”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本身没有必要去寻求支配的权力，也没有必要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只要有不同的群体存在，让他们拥有平等的地位会十分困难，因为他们的群体大小不同、强弱不同、目标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多元主义本身会导致权力支配。

　　单波：由于意识形态霸权的存在，您认为跨文化传播还有可能吗？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我不认为会出现单一文化或意识形态霸权这样的现象，就算出现，它也不会稳定，所以我认为跨文化交流是可能的。虽然意识形态的霸权可能会阻止跨文化交流，但要在全球推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因为，单一文化是不稳定的。多元性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当一个人在某一群体中待的时间比在其他群体中待的时间长时，他们就会开始产生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词汇。

　　温迪·利兹-赫尔维茨（Wendy Leeds-Hurwitz），国际知名跨文化传播学者，现任美国华盛顿特区传播协会理事会跨文化对话中心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帕克塞德分校传播学荣誉退休教授，曾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顾问，主要从事语言与社会互动、民族志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日常生活的交流：一种社会学诠释》、《符号学与交流：信号、代码与文化》、《作为文本的婚礼：通过仪式来进行的文化身份交流》等。

　　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跨文化传播、新闻传播思潮研究。代表作有《中西新闻比较论》、《心通九境》、《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