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幸福感的研究百花齐放，学术界通过民意调查、出版专著和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向社会贡献了详尽的幸福感调查数据和结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公民幸福感与政府公共政策紧密相连，公民精神层面上对幸福感的需求鞭策着政府优化公共政策。

　　英国优质教育中心今年6月将举办题为“从哲学视角衡量公共政策下的主观幸福感”研讨会，希望通过对主观幸福感问题的探讨吸引决策者的目光。会议将以哲学分析幸福感为主、多学科分析为辅，重点为优化公共政策提供有效的实践方法。

　　幸福感调查引导决策者关注公民心理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公民幸福感调查，为公共政策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口。

　　2011年12月22日，剑桥大学发布了题为“整个欧洲的繁荣”（ Flourishing across Europe）的研究报告，报告针对欧洲4个地区23个国家的近4万名调查对象进行研究，以公民在面对生活时产生的10种积极思想情绪为指标（主要包括乐观、自尊、情感恢复力等）进行测量，进而得出结论：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地区国民的幸福指数最高，其次是西欧和南欧，而东欧各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则最低。该调查发起人、剑桥大学幸福感研究所主任菲利希亚·赫伯特（Felicia Huppert）表示，当今英国政府同其他国家政府都认识到，经济手段（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足够动力，政府需要评估公民幸福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加拿大莱杰市场调查公司也在2011年底公布了当年全球幸福感调查排名。该调查公司经过对58个国家的52913名调查者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斐济公民的幸福感高达85%，居首位，罗马尼亚垫底。调查进一步表明，公民幸福感与财富多寡并无关系，而个人在社会中享有的地位则成为决定幸福感高低的关键因素。

　　调查表明，在调查对象中55—65岁人群的幸福感为33%，低于30岁以下人群（44%）和65岁以上人群（43%）。原因在于该年龄段人群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难以从生活中获得真正快乐。从就业角度而言，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因为社会地位下降导致对社会权力感知下降而影响幸福感的生成，幸福感分别为20%和34%。

　　学者著书呼吁把提升幸福感作为施政向导

　　2009年4月，由理查德·卢卡斯（Richard Lucas）等著的 《公共政策下的幸福感》一书出版，书中阐述了主观幸福感指标的重要性，并解释了当前政府实行的公共政策对提升公民幸福感产生的效果。作者认为，学术界对幸福感的研究能够使公共政策更有导向性，并且帮助政府实现有效的社会改革。作者强调，国家民众幸福感的研究能够使政府更关注个人社会价值、改善工作环境、确保公民心理健康等议题，并把它们同发展经济一起提上日程。

　　2009年底，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所著的《世界各地的幸福感》一书出版。书中提到，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经济因素以外，社会因素对公民的幸福感也有很大影响。为证明其观点，作者对多国公民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和数据采集，其中包括对中东等多战乱地区民众的访谈，以及对拉丁美洲犯罪和腐败问题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分析等。作者希望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先了解实际情况，关注民众在真实社会条件下的幸福感受。（刘丹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