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需要保护那些远古时期的建筑，也需要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含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于城市的定位和身份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在正对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饭店里，记者终于等到了百忙之中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凝重，似乎在不停地思考着什么问题，直到采访过半，气氛渐渐松弛下来，记者才见到他难得的笑容。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规划再到中欧关系，库哈斯以其独特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理念。

　　偶入建筑业成为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成为建筑师以前从事了很多其他工作，也在不同的国家居住过。是什么让您决定学习建筑？您以前的经历对您现在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工作是否产生了影响？

　　雷姆·库哈斯（以下简称“库哈斯”）：在孩提时代，我在印度尼西亚住了三四年，在那儿上了学，生活方式是非常“亚洲”的。毫无疑问，这段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从那时起，我感觉自己至少一部分是个亚洲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活中我接触到了很多充满魅力的中国元素，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受中国巨大变化的吸引，我自然而然地来到中国，并很快成了这里的常客。

　　我进入建筑行业非常偶然。20世纪60年代，人们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我当时为电影写剧本，经常和一个建筑师朋友交流，慢慢发现电影与建筑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都要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就这样我开始了建筑师的生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1975年与Zenghelis夫妇和Madelon Vriesendorp共同成立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OMA），为什么起名“大都会”？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库哈斯：首先，我不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事务所，因为我坚信建筑不是一项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建筑不仅需要很多人合作，还需要很多专业的合作，因此我们的事务所里不仅有建筑师团队，还有艺术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另一个考虑是我希望用这个名字划分出“我的领域”来。在我读大学的时代，大都市的模式并不受欢迎，所有人都坚信城市和建筑应该小一些，这样会更有亲近感。而我不这样认为，所以直截了当地用“大都会”为事务所冠名。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太过张扬而难以获得信任，不过这也正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建筑追求“个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形式服务于功能”是现代建筑和工业设计的金科玉律之一，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库哈斯：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形式与功能同等重要。我们现在并不缺少建筑，而是缺少标志性建筑，让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个性是我的建筑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外界看来，您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很多人认为您的设计令人难以理解。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建筑作品和风格的评价？

　　库哈斯：对于我来说，整体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仅仅盖大楼，也做研究。而外界的评论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要么只关注建筑本身，要么只关注建筑背后的一些东西。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人们对它背后的10年艰苦工作却鲜有涉及。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您认为当初是凭借什么力克群雄的？

　　库哈斯：这其实很简单，参与竞争的设计方案中10个都是塔式建筑，只有我这一个不是塔，因此我的方案胜出是毫无悬念的。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一直努力实现的是赋予一座大楼意义——我们不愿将建筑称为“塔”或者“摩天大厦”，而更愿意称其为“一座大楼”。一座大楼富有意义的表现之一是它不仅占据空间，同时也创造空间。我们也希望这座大楼具有社会意义，即中国人能够触及他们自己的媒体，这是摩天大厦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在设计CCTV大楼的同时也在旁边设计了一座TVCC大楼，即电视文化中心，里面有剧院、舞厅、影院、录音工作室和展览设施等，这些都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将为公众和中央电视台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建成的作品满意吗？与您当初的想象一致吗？

　　库哈斯：这个很难判断，建筑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必须说，这个发展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委托方的勇气令我十分敬佩。正因为他们的坚持不懈，我们才有可能将最开始的热情付诸实践并最终完成这个作品。而这个发展的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将拭目以待。

　　实践与研究并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评价包豪斯（编者注：包豪斯是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的简称，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的学院，对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建筑理念？

　　库哈斯：包豪斯发展了一种新的美学和一种新的心态。它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不同学科融合起来，今天的建筑学只关心自身学科，具有很强的内向性，而包豪斯对其他领域也给予高度关注，这对于建筑学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OMA的基础上，您的团队又在鹿特丹创建了AMO，两者之间有何关系？

　　库哈斯：OMA是我们的建筑事务所，将来会继续以建筑及规划设计实践为重点，而AMO是一个设计与研究工作室，与OMA相辅相成，重点放在超越传统建筑学边界领域，包括媒体、政治、社会学、新能源、技术、时尚、管理、出版和图片设计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举例说明AMO目前的研究领域吗？

　　库哈斯：虽然经常有各种会议提出“2030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的豪言壮语，我们却不愿将研究领域限制在城市，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准备研究的是人们因为城市化而丢掉的东西。比如西欧正在经历农业的高度自动化，拖拉机由GPS导航自动工作，机器人挤牛奶，农民们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会收到邮件提醒。一方面技术至上导致了农村文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后渐渐丢弃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农村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德国的黑面包明年就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因是很难找到能够烤黑面包的面包师了。同样面临危机的还有法国、墨西哥和地中海地区的很多烹饪方式。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保护重点放在城市文化遗产上，但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比如说，一家德国旅行社买下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村庄，一个纯粹的村庄，比摩纳哥大6倍。他们计划将此地建造成度假胜地，让度假者感受真正的乡村生活。然而当高尔夫球场、桑拿浴场建成后，这里还是真正的乡村吗？这不过是将大城市移植到乡村而已。我们并不是要一味反对这种做法，而是要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并思考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农村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这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选择的研究方向是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城市认识和建筑设计中似乎特别关注社会学因素。

　　库哈斯：确实如此。作为建筑师，我们虽然要对委托方负责，但同时也要对整座城市以及那些与这座建筑没有直接关系的民众负责。因此，我总是在设计中纳入尽可能多的社会学因素，虽然我们并没有构建出一整套的社会学理念，但我们至少创造了一种社会学心态。

　　文化使城市与众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著作《癫狂的纽约》中您对城市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到“城市是一台令人醉心而无法逃脱的机器”。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吸引人们源源不断涌向城市且不愿离开？

　　库哈斯：我认为城市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所提供的机会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这是城市最重要的属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追逐机会与不确定性的人们一旦来到城市就难以离开。在这一点上，纽约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仅仅在纽约的一座大楼里，你就会发现，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好戏，而这些也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机会和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正在掀起城市化的浪潮，您认为目前城市化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库哈斯：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很大，我相信就算把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放到一起，中国在两三年内也会赶超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去丰富我们的文化、城市内涵，丰富我们的历史底蕴，使城市化进程更加成功。很多新建的城市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只是规模很大而已，这样的城市有很多，而它们的城市内容都是一样的，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建设，这让我们感到很难过。因为城市自身的特色就像历史一样消失了，而且无法恢复，现在的城市化过程湮没了城市过去的辉煌。

　　在这个问题上，城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的城市有自己的皇（王）宫、文化中心，有专门祭祀的地方，居住在城市里的设计师们和哲学家们的创造构建出了城市的特点。而现在的城市规划都是遵从所谓“专家”、“顾问”的意见，由开发商、私营部门来设计、建设，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只是通过想象来设计城市，哲学、艺术、建筑、设计对他们来说都不再是核心问题，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商业问题。当然商业很重要，但仅有商业不足以表达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何建议？

　　库哈斯：我最基本的建议是建设一系列城区，将其划分为行政中心、金融中心、市场等不同区域，来承载城市过去所具有的功能。

　　我们曾经对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珠三角各区域是否能够一起合作，达成城市发展的共识，使得每个区域都能表现出很明确的独特定位而不相互冲突。这种城市发展的理念我们在15年前就开始推广了，我们发现，在中国推广这种理念要比在其他地方容易很多。

　　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也值得一提，这也是我们和中国合作较多的一个领域。中国现在对摩天大楼非常着迷，但城市并不一定会因此而美丽。40年前，我们在欧洲开始进行城市样貌研究，结果发现，欧洲很多城市的建筑趋势是低于16层，中等高度的建筑对于城市魅力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中国迫切需要重视对老城区的保护。21世纪，说到城市，我们会关注它的多样性、它的美丽和它的历史，我们不仅需要保护那些远古时期的建筑，也需要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代建筑。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拆毁了很多早期建筑，现在连很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在逐渐消失，其实这些建筑含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于城市的定位和身份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人类来说，能让子孙后代在未来亲眼目睹这些见证历史的元素至关重要。我们保护某些历史区域，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的美感或建筑质量，而是因为它们保留着某些历史时刻的记忆，我们就有责任对其进行保护，北京就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还想谈一谈文化元素。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我想这个词语过于简化了，人们把它当做万能药，用在各种场合。现在，这种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很多城市发展，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我们需要给这种产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元素，不仅仅是建几座博物馆就够了，我们还需要研究所、芭蕾舞剧院等，从而才能实现一种文化的大爆发。城市是有它深层次内涵的，这种内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够涵盖得了的。

　　以开创精神发展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您被邀请加入欧洲未来委员会。您怎样评价目前中国与欧洲的关系？

　　库哈斯：我认为“9·11”事件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共同成为世界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但是中欧之间的交流水平还有待提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统计欧洲学生对哪些国家感兴趣的话，会发现他们对美国、澳大利亚非常感兴趣，而对中国的兴趣非常弱，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人数是来中国的5倍。当时我在欧洲未来委员会任职，我们讨论如何扭转这种势头，认为如果没有中欧之间互动式交流的话，很难使欧洲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兴趣。我想现在真正阻碍交流的因素在于欧洲对中欧新关系的认识。10年之前，中欧关系还相对简单，欧洲有大量的先进知识是中国需要学习的，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关系。但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发展速度大增，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却要依赖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形势变得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欧交流在哪些方面最具潜力？应如何深化？

　　库哈斯：就目前形势而言，我认为文化领域应是中欧下一时期交流的重点。很遗憾，欧洲依然在以傲慢的心态对中国进行道德审判，我想这种情形随着欧洲经济的衰退不会持续太久了，到那时我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开展政治上的合作。

　　目前，中国和欧洲知识界的合作已经比较广泛了，过去10年当中，我经常受邀来中国进行讲座，我本人也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并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研究。我认为这种交流方式十分有效，我也建议欧洲学者与中国学术界主动交流，进行合作。我们应该以开创性的精神承认中欧之间的差异，我相信10年以后，中国和欧洲之间将会有更高层次的合作。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1944年生于荷兰鹿特丹，荷兰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城市规划专家。曾先后在伦敦建筑协会学院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负责人。1978年出版著作《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2000年获得普利茨克奖，2008年入选《时代周刊》“100位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代表建筑作品有拉维莱特公园（1982）、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2002）、荷兰驻德国大使馆（2003）、葡萄牙波多音乐厅（2005）、里加港口城市（20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