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德沃金曾在其《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中指出，“历史”和“文化”历来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主题；戴维·麦克莱伦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美国人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所作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佩里·安德森也在一次与笔者的访谈中将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称为“历史马克思主义”，并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经济马克思主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图绘，即从文化、历史与经济三个向度来把握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主题与特征。

　　以文化为主题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通常被学界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几乎成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解。因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其真正的诞生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伴随着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兴起的。该学术传统在20世纪中叶以后日益分化为如下几大流派：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学派；以福柯、鲍德里亚和巴迪欧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以及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将上述各种因素杂糅在一起的当代美国文化研究。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诸流派，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以扩大了内涵与功能的“大文化”概念为工具和利器，试图穿越第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即对“建筑比喻”（基础—上层建筑）所作的相关说明的僵硬性和机械性。

　　当代英美学者不仅引入文化范畴，也借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凸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这一点尤其明显表现在以希尔、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以及佩里·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身上。尽管其内部也是意见不一，如出现了著名的“安德森—汤普森”之争，但其基本特点却是共同的，即立足于英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发展观，坚持主张历史总是由历史的人的具体的活动来创造的，反对历史发展中的唯生产力论等一切目的论倾向。因此，他们把焦点聚集到生产关系的领域，特别是阶级关系问题，并由此开辟了一条历史社会学或新社会史研究的路向。

　　受历史马克思主义影响，以毛里斯·多布、保罗·斯威齐和罗伯特·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致力于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继续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特别是以《大纲》和《资本论》为文献依据来探讨人类社会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即著名的“封—资过渡”问题。这一讨论曾在20世纪中后期相继引发了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和“布伦纳之争”。

　　综上所述，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文化为核心范畴、借助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继续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未尽使命。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做法呢？

　　引入文化范畴以破解对“建筑比喻”的机械决定论式的解释所带来的僵局，其基本做法莫过于两条：其一，赋予文化以唯物主义的属性，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其二，以文化为中介，介入性地将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格局拆解为多元决定论模式。这两种做法固然有利于提醒我们重新解释建筑比喻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性，但二者都无法真正超越建筑比喻的传统解释框架，这正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之一，也使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引入，一方面，因其所提供的大量翔实的史料与实证分析而有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但另一方面，与其说历史马克思主义和经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毋宁说它们是一种学院派的左翼思潮。它们大多以马克思晚年的著述为文献依据，这相对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一派多聚焦于马克思早期著述的片面做法而言，当然具有纠偏的理论意义。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两个事实：其一，英美马克思主义大多数学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主要参考的是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即MECW），而这一版本的不可靠性是国际学界所公认的；其二，仅仅参考《大纲》和《资本论》来解读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至少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历史考证版》新版（即MEGA2）的分类原则，马克思就相关问题所作的论述至少还包括《资本论》及其身后的三大手稿群（即57—58手稿、61—63手稿和63—65手稿等）。因此，上述文献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不得不使我们对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此而做出的相关理论努力心存警惕和怀疑了。或许，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构建属于我们自己话语的契机，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