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多年的努力，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以下简称《图书影响力报告》）终于出版了。这是我们“学术影响力”系列报告的第三部。另两部《报告》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7年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报告》（2009年出版）。这三部《报告》逾500万字，体现了我们团队的集体智慧，也饱含了大家的心血和汗水。看着这厚重的成果，回顾10多年来的艰辛，虽然身体疲惫，心中却备感欣慰。
　　1998年底我们开始设计《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时，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引文索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使CSSCI成为“促进和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分析与评价社会科学成果的利器”，尤其避免将引文索引仅仅作为各类指标的排序工具。基于这一目标，我们对CSSCI进行了科学的设计和有效的数据组织，以期CSSCI能够在未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中得到可持续发展。令人欣慰的是，目前，CSSCI已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评价平台。
　　CSSCI的研制是技术与数据的综合，欲使CSSCI发挥更大的功效，必须进行科学的数据组织和功能的深度开发。为了确保CSSCI处于引文索引的前列，我们分析了美国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调研了国内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和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为我们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开发过程异常艰辛，为了一项技术的实现和有效的数据质量控制，我们时常加班加点。
　　《报告》的撰写任务繁重，最大的工作量来自数据的处理和校对，在数百万数据中不仅要纠正作者或数据输入中的错误，还要了解机构的变化和杂志的沿革，如高校名称的变化、期刊名称的变化、作者单位的变化等，这些数据都要进行归并和统一，否则将会对我们的统计分析带来讹误，甚至导致错误的分析结论。为此，我们在网上建立了讨论群，我和我的团队成员经常在深夜一两点还进行热烈的讨论。为了一条数据的正确，我们经常反复查阅相关资料，例如，《图书影响力报告》中遴选出的每一本书，我们都要到国家图书馆的书目中反复核对，统一书名和作者，仅是数据的处理和校对，我的团队数十人就花了两年多时间。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闭门造车。三部《报告》仅数据处理每年就投入30多人，花费了6、7年时间。我切身感到，作为定量评价，数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反复检查核对。统计好的数据还要请各学科领域里的专家审核，让他们看看是否与他们的主观认识有大的偏差，如果偏差大，我们将再一次核对数据，并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同样，我们对完稿后的《报告》在出版前，也是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均有很大启发，对《报告》质量的提升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学术研究要交流、要学习、要反复推敲，尤其是使用大量数据的研究，更是要一个一个核对检查，遇到数据拐点一定要搞清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确保分析有理有据。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1998年底我们开始自发研究CSSCI，其后相继得到南京大学和教育部的支持；2004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将此课题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研究工作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当2008年重大项目完成后，2011年《图书影响力报告》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得以顺利出版。因此，我认为没有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不可能有今天的CSSCI，也不可能有这三部《报告》的问世。
　　现在，分别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三部《报告》已全部完成出版。十年的磨练让我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组织好团队、潜下心来研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靠什么？要靠踏踏实实做学问。量多不代表繁荣，只有质量提高了，高质量的成果多了，才能显示出学术繁荣的景象。
　　从1998年开始研制CSSCI，到今天的三部《报告》出版，这10多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么辛苦为哪般？我总是回答：“能够为提升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地位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再苦再累也十分欣慰。”虽然，这10年中我的双耳失聪，给交流带来了一些障碍，但我的追求并没有放弃，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搭建一个比较客观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平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