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中最具震撼力与国情特色的现象之一

　　研究主题的敲定，是捕捉学术灵魂的起点与重点。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中最具震撼力与国情特色的现象之一。自李培林先生撰写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推出以后，村落终结视野中的城中村研究，逐渐成为城市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亦是笔者近年的主要学术关注点。当然，这一论题的社会性聚焦，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缘由，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工业化和城市化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并且，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社区重新成为人们组织生活的重要载体。而城中村之形成、维系与发展，恰好与这一宏大社会变迁有着内在关联。发现这种关联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回应我国千载难逢社会巨变的一种表达。
　　名为城中村或称“都市里的村庄”，却并没有太多的诗画意境。典型的城中村与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基本同义，特指产业与居民都已实现非农化、区域空间也已在城市范围的原村落社区。城市化中，大规模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他们往往把乡村社会的某些生存发展方式，包括乡村贫困也一同带到了城里，并聚居到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经济社会地位亦相对低下的城中村。这样，城中村在演化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同时，也拥有了类似国外城市贫民窟的许多社会与空间属性，并成为我国城市化中的“类贫民窟”。
　　城中村“丑陋”的外在空间形态，内在地凝聚着城市化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在整体城市空间中，城中村招牌式的“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等等，呈现为“另类”城市景观。但是，标准化城市空间是经过理性筹划的，有诸如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化率、公共配套设施等等，系列量化指标的规定性，区域空间结构及功能，从而获得合理空间资源配置。城中村空间形态是在传统村落空间的路径依赖下，在私人经济理性过度膨胀与公共理性极度匮乏条件下，循自发路径演化而来，体现了农民城市化中的集体生存策略。
　　学术关怀虽然不单纯是低层关怀，但学术需要体现更多的底层社会关注。城中村研究正是我国底层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逻辑的研究。以流动人口聚居区而存在的城中村，是在市场“过滤机制”作用下，城市社会阶层化与居住空间分化的结果。流动人口在市场“层化”效应的带动下，汇聚到了城中村。并且，经历多年发展，城中村与城市流动人口之间，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固的依存关系。也与此有关，城中村实际代表一种不为城市主流所认可的经济社会形态，甚至，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的，城中村是城市“社会—经济的塌陷带”。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把城中村置于经济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认为其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是城市化中的一个“社会阶梯”。
　　经验研究中，深入与系统的社会调查是获得学术真谛之源。城中村多重社会属性的揭示，是实地场景中多方调查所获。若从本土居民角度看，城中村是城市化农民的利益共同体。非农化过程中，原城市边缘村庄以土地为资本，建构起了物业租赁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且以此为基础重新组织居民，建构出具有村社特点的共同体，并为内部成员提供庇护。这在城市化农民组织资源、利益保护机制稀缺条件下，尤为难得。若从城市治理角度看，城中村则是新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城中村以基层治理主体的角色，分担许多基层社会的治理职能，且独具效果。城中村所建构的“拟家长制”治理模式、利益关联型治理模式，都为城市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化，贡献着基础推动力。城中村多元社会属性的发掘，如果没有充分的实地调查支撑，是难以抓住实质的。
　　城中村属城市研究领域，而城市系统的高度综合性与有机性，亦决定了其研究视角的跨学科性与综合性之必要。城中村虽是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的问题，但同样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综合与多学科视角下，城中村研究才会有更好的科学契合性。村落在走向终结，但村落却难以真正终结，而关于村落终结的研究，更不可能会终结。迄今为止，城中村研究作为一个具体学术领域，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的主题。城中村“外来”与“本土”的混合与冲突，体现于社区各层面，如空间结构的异化、阶层结构的底层化、居住主体的“无主体意识”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体现为系统性特点，并给城中村与城市发展带来诸多影响与困扰。梳理城中村变迁逻辑，在此基础上建构改制与改造的制度及对策，是“污名化”城中村变型为“现代城市社区”的必由路径。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的转型——城中村治理研究”负责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