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辩护书”--文化主义传统中的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项目批准号为06BWW021 ）最终成果为专著 《“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课题组主要成员：何畅、余华、陈姗姗。

　　这项成果提出“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这一概念，是一种新的尝试。作者认为，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西方文化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一环。阿诺德、卡莱尔、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等人对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最初演进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存的有关文化批评的论著常常零零散散地提及上述作家，但是至今未见有人专门把他们作为特定群体或学术流派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涉足上述领域，但是对整个19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还未出现。成果的宗旨之一，正是要弥补这一不足。

　　这项成果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就“转型焦虑”这一主要内涵而言，文化概念形成的基础性工作是由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金斯利和莫里斯等人完成的。针对（因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形成的）举世颂歌滔滔的局面，上述5位哲人提出了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文化命题：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高品质的生活？美好的社会究竟依赖什么，是依赖诱人的科技经济指标，还是别的、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对上述文化命题的一次次追问，宛若一本本文化辩护书。更确切地说，他们谱下的一个个篇章，汇集成了一部流芳百世、益人神智的文化辩护书。

　　换言之，文化概念在现代社会的演变史，就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史，假如没有卡莱尔、阿诺德、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这段历史会显得十分苍白。他们在梳理并扩充文化概念内涵的同时，开创了文化批评的领域。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批评活动，乃至文艺创作活动，就是文化概念演变的过程。正因如此，成果不仅围绕他们各自的文化观及其理论表述，而且围绕他们的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展开论述，在剖析每位重点对象的文化观之后，都要选择相关的文艺作品来进行细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细读比阐述有关作者的文化思想更为重要。了解他们的思想走向，这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的精思卓识，往往不能用抽象的语言来概括，而只能从具体文本的肌理中来体悟，更何况他们个个才艺超群，诗文高妙，不细读不足以领略其气骨神脉。当然，细读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对语境的把握。对任何一部具体作品的解读，都要作语境化处理，这是这项成果的一个特色。

　　成果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关键术语的梳理。“财富”可以看作文化辩护书的关键词之一。卡莱尔等人在谈论财富问题时，就是在谈论文化问题。他们对文化的关照，就是对人类生活总体方式的关照，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各种禀赋和潜能的协调发展）的关照。他们所面对的，是对财富/物质生活的单向度追求，尤其是在转型期间的快速追求，让人类的生活方式染上了“机械病”，呈现出畸形的丑态。这些都是让他们痛心的原因，也是文化辩护书具有焦虑特征的深层次原因。“财富”是代表维多利亚社会核心价值的术语，而与之配套的则是“进步”、“文明”、“成功”、“交易”和“契约”等术语。这套术语在当年主流话语的代表麦考莱等人的词典里，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在5位哲人的笔下，这些“真理”变成了问题。在一次次的追问中，他们逐步完善了一套“另类”的术语，如“平衡”、“和谐”、“工作”、“英雄”、“心灵”、“艺术”和“生命”等，而“文化”可以看作所有这些术语的统帅。换言之，文化才是真正的财富，才应该构成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文化辩护书的要旨，是现代性赋格中的对题。

　　该成果的主要建树之一，是理出了文化辩护书的一条主线，即从“工作福音”向“艺术福音”的嬗变。成果列举大量例子证明：继卡莱尔之后，“工作福音”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而文化辩护书的其他4位作者又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为它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艺术元素。同时，成果还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卡莱尔到莫里斯，文化辩护书的艺术元素呈现出依次递增的倾向。

　　这项成果的另一项主要建树是展示了文化辩护书的审美维度，或者说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5位哲人的文化思想，不仅见诸他们的观点本身，而且体现于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体现于他们的文字、比喻、象征手法、叙事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题材的选择，等等。从卡莱尔到莫里斯，文化辩护书的色彩、形状和体裁可谓千变万化，既有小说、童话和诗歌，又有自传、政论文和传奇故事；既有狂放而新奇的比喻，又有朴实而含蓄的象征；既有行云流水的雄辩，又有三回九转的暗示；既有丝丝入扣的行文结构，又有貌似破碎的叙事模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文化辩护书始终保持着生动的艺术形象，始终交织着浓郁的文化情结，始终浸润着与呆板的、机械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诗性语言。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成果得出：这种诗性语言首先表现为“衣服语言”--5位哲人都借“衣服语言”介入了由卡莱尔开创的文化批评语境。

　　该成果共分十五章。对卡莱尔、阿诺德、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的研究各占三章。第一章，重在勾勒卡莱尔文化观的特征。试图证明：假如一定要用一个单词来形容卡莱尔的文化观，那就应该是“平衡”；平衡的观念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因而是他文化思想的灵魂。第二章，聚焦于卡莱尔的名著《拼凑的裁缝》。主要回答在卡莱尔的文化思想和《拼凑的裁缝》的语言模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卡莱尔为何采用三回九转的方式来传递自己的思想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三章，着重讨论了卡莱尔的“英雄”观。卡莱尔之所以呼唤英雄，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机械主义盛行的时代；不管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他呼唤英雄、抨击时弊的出发点是充满了积极意义的。第四章，作者把目光转向了阿诺德。全章围绕什么是阿诺德文化观中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第五章，主要探讨了阿诺德对消费文化的回应。阿诺德从批判中产阶级总体价值观的角度介入了19世纪的消费文化批评语境。这应该看作是他对整个文化批评史的独特贡献。第六章，对阿诺德的著名诗篇《多佛海滩》作了剖析。前人研究认定阿诺德是借《多佛海滩》倾泻悲情。然而，如果细细揣摩《多佛海滩》的两组中心意象，即“海潮”意象和“夜战”意象，并顺势挖出其背后的文化命题，就不会简单地得出“阿诺德悲观绝望”的结论。第七章，作者把重心移向了金斯利的文化观。金斯利曾经被学界划入“非利士人”的范畴。这一章从他是否“非利士人”这一问题切入，进而证明“非利士人”所崇尚的，恰恰是金斯利所反对的这样一种观点。第八章，主要就小说《奥尔顿?洛克》中麦凯于第33章中突然中风死去，而主人公洛克在此后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样一个细节进行切入并展开讨论。认为它标志着洛克乃至小说作者金斯利自己开始与卡莱尔主义分道扬镳，走向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第九章，以金斯利的另一部小说《酵母》为审视对象进行细读。第十章，对罗斯金的文化观进行了简要评论。第十一章，主要围绕《金河王》的经济学寓意进行讨论，旨在揭示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的又一特质。第十二章，重点分析罗斯金文化观的生态维度。罗斯金的生态关怀跟他的社会关怀、道德关怀和审美情趣相互交织，这一景观为“文化辩护书”增添了新的特色。第十三章，讨论的重心移向了莫里斯的文化观。该章主要就学术界还未深究的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即莫里斯跟卡莱尔、阿诺德、金斯利和罗斯金等人有何异同，以及他为“文化”概念内涵的扩充和丰富做了哪些特殊的贡献。第十四章，以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来自乌有乡的消息》为细读的对象。第十五章，作者把聚焦移向了莫里斯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