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傅其林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CWW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析布达佩斯学派对作为历史哲学范式的现代美学的批判。现代重要的美学范式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具有宏大叙事、救赎与希望、总体性特征。这项研究成果指出，布达佩斯学派对黑格尔、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戈德曼等人的美学形态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美学研究者都是“神圣家族”的成员，表现出激进普遍主义的特征，他们根据哲学体系演绎出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并排列不同艺术样式的等级，或者是追忆古希腊的艺术理想，或者迷恋未来的跳跃，形成弥塞亚式的美学，充满悖论。这项研究成果还分析此学派对现代哲学美学范式的批判与反哲学美学的艺术批评的批判，揭示出了其重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美学范式。第二部分研究布达佩斯学派对审美自律的批判与重构。审美自律与现代艺术观念或高雅艺术概念的确立密切关联，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制度领域和科学构成了结构性的关系。这项研究成果认为，布达佩斯学派对现代审美自律的历史出现及其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且指出了艺术自律的悖论。他们一方面揭示了现代以趣味为中心的高雅艺术的悖论，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高雅艺术存在的合理性。审美自律的高雅艺术在现代仇视大众文化、赝品，但是后者同样也具有积极意义。他们认为，赝品也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它挑战了现代审美自律，同时与审美自律不可分割，与高雅艺术共同演绎着现代文化结构。布达佩斯学派通过韦伯的文化现代性领域分化理论不仅思考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审美自律性特征，而且对审美自律进行重构。布达佩斯学派对审美自律问题的反思不仅是美学本身的问题，而且联系着文化政治学。第三部分考察布达佩斯学派多元主义的美学建构。这种美学是他们对抗极权主义所设想的新型社会主义美学模式，主要涉及到阐释美学、交往美学、审美现象的后现代阐释等方面。多元主义真理观念导致了多元主义的阐释学与艺术观念，后现代阐释学是开放的，艺术概念也具有差异性与个体性。这种阐释学建立于康德审美判断的交往美学的后现代理解的基础之上，赋予平等互惠的伦理价值原则。基于此，这项研究成果分析了布达佩斯学派对美的概念和人格以及喜剧现象的后现代主义阐释。作者认为，多元主义是此学派美学的价值根基，也是其民主政治模式的体现。这些思想也正是布达佩斯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布达佩斯学派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复兴”到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转向，既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危机，同时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发展。他们的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他们提出的重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美学形态，他们在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欧洲文化的传统的链接中思考问题的深刻性与透彻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其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重构现代性的意义。现代性问题研究现状表明，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批判现代性与盲目的迎合现代性，而是要认识到，西方当代人的存在不可能超越现代性，他们处于现代性的存在性选择之中。这就是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现代性与重构美学的思路。这种思路构建了该成果的逻辑基础。布达佩斯学派重建现代性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重建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弊端，也可以充分地肯定现代性的潜力。在反思后现代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建构既可以说是后现代性，也可以说是新现代性。因此布达佩斯学派重新反思了欧洲的文化传统，把欧洲经典的现代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东欧特点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美学而言，布达佩斯学派辩证地涉及具有大写历史哲学的哲学美学和具有经验特色的印象主义批评，重新建立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问题，实际上再一次在后现代思维中整合偶然性与普遍性问题。这是在尼采美学与康德美学之间的整合，把康德的审美普遍性与尼采的个体伦理学结合起来，确立审美伦理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从而构建融合了偶然性与个体性的价值伦理政治。布达佩斯学派的伦理价值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完满存在的设想注入了实质性的内涵。可以说，这是把欧洲现代性的文化精神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精神之中。这既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的承续。所以布达佩斯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再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融入了欧洲深厚的文化价值传统，他们对现代技术理性、个体价值、市场体制、民主政治观念、伦理责任、三权分立等方面加以辩证地思考，确立了当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现代性的文化与社会基础。这种具有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美学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与反思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审美规范性基础之反思。布达佩斯学派在现代性的潜能中找到现实的乌托邦，确立日常生活的价值基础与美学基础。这是在批判宏大叙事的现代浪漫乌托邦的基础上重构现代性的潜在力量，在意义与文化、文化与技术、必然与自由、在文化与自然的碰撞中思考传统现代美学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现代性与重构美学的思路。布达佩斯学派在卢卡奇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检视了审美领域的规范基础，指出现代审美领域的历史哲学基础及其审美自律的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审美领域的规范性基础是作为社会理论意义的规范与规则，作为社会领域的独特的规范性，但是这种规范性并不能完全被制度化，而是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创造性、个体性、偶然性和差异性。这里既有审美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也具有审美自由价值的基础，更具有阐释意义的功能基础。可以说，审美领域的规范性基础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这既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理想存在的诉求。这样布达佩斯学派关于审美规范性的思考就为当代美学的规范性反思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

　　第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与开放性。布达佩斯学派从东欧现存社会主义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现实问题出发思考文化与美学问题，重新回到文化政治学的思考之中，重新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美学与政治的问题，也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批判性”。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无疑是有启发的。在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美学与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尤其是把文化、文艺、美学问题视为政治体制的附庸与螺丝钉，要求文艺直接服从于现实的政治体制建设，并以此目标判定文化产品的价值，从而把不利于直接的政治方针的作品给予否定性评价。这在现代中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虽然艺术政治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这种把文艺直接政治化的方式无疑阻碍了文艺的发展，忽视了艺术自律和美学自律的特性，忽视了文艺活动参与者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损坏了政治的文化功能与文化的政治功能，结果导致的是消除文艺、美学与政治问题的关系，甚至在市场商业文化语境中，使文艺寄附于市场，在消费文化的幻象中找到文艺的价值归属。布达佩斯学派对政治美学化与文艺商业化现象进行辩证地批判，从而为文艺、美学与政治民主的问题进行学理论证，为美学确立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学的伦理基础，同时思考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辩证性的意义，反思商业艺术、复制艺术的美学价值。虽然他们批判东欧现存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但是实质上是在探索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学。这就是相对自律的文化政治学构建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主义的美学范式，它对某些独断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开放性。他们的探索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美学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这有助于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现实化的问题，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探讨社会主义文化、美学。

　　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具有某些局限性，尤其是对艺术本身缺乏深入细致的辨析，对美学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论辩，因而使得其美学思想多停留于哲学层面和社会理论方面，多是进行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分析。而且他们的美学思想几乎是他们的偶然性、个体性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推演，即使涉及到具体的喜剧艺术现象，也脱离不了明显的时间哲学，从而陷入了他们反对的哲学美学的困境之中。另外，由于对现代性价值的过分强调，尤其是对偶然性本体论的看重，其哲学与美学思想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与核心精神，所以赫勒甚至说自己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超越了宏大叙事的话语就脱离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具有激进的特点，这无疑会使他们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有价值的重要命题。尽管如此，布达佩斯学派重新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批判性理解，通过对后现代文化思想的批判性吸收，在传统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批判理论，这是富有建设性的批判理论，是他们面对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主义思想所选择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学道路。他们思考的严肃性与学术性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潮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具有东欧特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无疑也将会丰富马克思主义美学。

　　二、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这项研究成果是迄今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布达佩斯学派美学思想的著作，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成果从重构美学的思路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有助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反思。这项研究成果涉及到的第一手翔实的文献资料在同类国内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因此该成果具有文献与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