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关于90年代俄国文学发展的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2BWW006），最终成果为专著《重建帝国——文学在后苏联俄国如何存在》。

　　一、选题意义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后苏联文学生成和发展问题的著作，这项成果从俄罗斯民族认同视角去辨析后苏联文学事实的构成、文学活动的俄罗斯帝国情怀、文学产品及其审美表达中的俄罗斯问题意识等重要内容。

　　后苏联到来伊始及其进程中，俄国内政外交危机此消彼长，文学也饱受意识形态纷争和市场经济冲击之苦，变成了文学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业性行为，文学中心论地位迅速动摇并瓦解，文学所起的社会作用急剧递减，导致文学危机之声甚嚣尘上。然而，作为一个独立阶段的后苏联文学，随着时间推移，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并因其对俄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有效的审美表达，不断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文学事件、推出得到社会关注的文学产品，从而使文学成为后苏联社会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国际斯拉夫学术界和中国学界同俄国知识界一样，对苏联末期文学的热情，很快让位于对后苏联文学的关注。由此，把这样的文学当作一个独立论题来研究是可能且必要的。

　　对这样的后苏联文学进行研究，要关注的不是所谓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而是规模庞大的文学事实。所谓后苏联文学事实包括：大型文学杂志以及不断创办的文学报刊，20年来刊载的文学作品总量是天文数字；各种文学奖项激活文学的社会生命力，吸引国家、社会和许多重要人物切实关心文学发展，甚至索尔仁尼岑和阿克肖诺夫等人就是以文学家身份参与社会进程，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诸如此类显示，文学在后苏联没有蜕变成作家同仁圈内的自娱自乐游戏，而是和后苏联俄国重建相关联的，对这种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复杂多样、规模庞大和生态多元的文学事实，以及这类文学事实产生的环境独特，——意识形态的对立被代之以去意识形态化，即使某些作家文学活动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从描写对象转换成指导思想，这意味着用苏联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澄清这类文学事实的。其次，文学的普遍市场化、文学参与政治程度降低，这些也不是决定后苏联时代文学发展的全部因素，因为文学在后苏联的生命力得力于它表达着俄罗斯人的帝国诉求，这是仅仅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所不能充分说明的。第三，哪怕有些文学产品曾畅销一时，但也不再有某个作家的某种作品影响社会的景观，更不会出现某种流派能统辖大部分读者的现象，形成不了所谓统一的文学流派，这就使得依据文学思潮变迁、编年史般地描述后苏联文学发展，是很难触及文学事实的。由此，研究文学在后苏联俄国如何存在问题，就是经由文学在重建俄罗斯帝国框架下如何存在的视角，去探讨包括文学生产队伍之构成、文学产品之结构、文学叙述方式之变化、文学批评之趋向等事实性问题。

　　二、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引领下，这项成果着重研究后苏联文学区别于苏联文学、但仍然属于俄罗斯文学，而不是欧洲文学的问题，具体内容和创新包括：

　　1．和苏联文学相比，后苏联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发生了从政治许可下的审美意识形态活动，转变为合法的审美文化工业行动，作家也就变成了文学生产者，他们在俄罗斯帝国诉求的氛围中，经由文学产业化框架，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契合于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所需要的帝国情怀，从而有效地释放文学生产力，成就了规模庞大的后苏联文学事实，使文学自动成为俄罗斯帝国重建的组成部分，即在市场经济弱化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情况下，文学艺术家希望借助文艺的产业化而改变生存境遇，政府大可不必动用政治资本对其产品实行审查，从而在俄国和国际上保持着俄国言论自由的声望。由此，这项成果创造性揭示出后苏联文学事实和政治变革之关系。

　　2．后苏联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得益于取消新闻报刊审查制度、作家变成合法的文学生产者，并因文化市场的强大中介力量，本土/侨民的作家及其文学生产活动能在后苏联合法展开，存在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境/内外、地上/地下之别的文学界限自动消失，即使发表俄语文学的那些侨民报刊还存在，但不再是和母国政府对抗的境外刊物(тамоиздание)，而是旅居境外的作家在异地用俄语书写俄罗斯人情怀的阵地，境外出版物和地下出版物(самоиздание)概念消失于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文学的如此进程，也改变了对文学的认知，苏联按国家行政部门那样划分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行业题材，被代之以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这种国际通用惯例。由此，随着境外文学迅速和本土文学合流成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并在融合中用后苏联立场关注当下或重新叙述历史，苏联时代的主流叙述自然消失，反思和批判苏联迅速变成了历史文学；用“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联合不同身份的作家，消除了文学生产者之间的政治分歧，但以怎样的身份诉诸俄罗斯问题实际上变得很重要，如苏联官方作家或自然退出文坛，或分化为个性化批判苏联的，或转向为其他写作，归侨作家、苏联时代地下作家和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皆要以俄罗斯作家身份展开叙述，其他少数族裔作家的身份认同和俄罗斯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必须降到最低点。

　　3．在文学产品消费量严重下降的情势下，后苏联文学产品的种类反而变得更丰富，在产品分类上形成了包括历史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小说和戏剧、观念主义诗歌等后苏联文学的格局，从而与苏联文学按行政或行业范畴去划分的情形切实区别开来，并且每类产品各有相对稳定的读者消费群。有意味的是，这种状况是和文学的帝国诉求相关联的，即凡有利于俄罗斯帝国重建的种种思想资源，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抑或东正教的，无不得到积极开发，由此成就了不同类型的审美文化产品，这大大扩展了后苏联文学产品的范围。而且，这些丰富的文学产品虽然功能不及苏联时代主流文学，但还是对后苏联的重建产生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影响。由此，这项成果揭示出后苏联文学产品的丰富性和功效。

　　4．这项成果创造性地揭示出后苏联建构怎样的文学标准问题。后苏联文学未必是根据叙述水平而得到问世和奖励的，多是用适合后苏联语言叙述俄罗斯问题、并表达大众关于俄罗斯帝国的诉求，而且这样的作品能适时地转化为文化产品。正是由于后苏联社会强大的民族认同潮流，导致后苏联文学产品普遍是对经由俄罗斯族裔意识生发而来的俄罗斯帝国情怀之表达，直接影响了作家队伍重构、文学叙述、文学奖的授予等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文学在后苏联作为庞大事实之存在，远不只是文化产业的结果，更有俄国人根深蒂固的帝国诉求，这种诉求的外化就是民族主义得到了正面鼓励，从而使帝国意识直接或间接左右人们审美活动。由此，形成了后苏联文学标准——越能充分表达民族认同及其复杂性的作家，也就越得到俄国主流话语的认可，从索尔仁尼岑到阿克肖诺夫等归侨作家、从彼托夫到马卡宁等苏联普通作家、从阿斯塔菲耶夫到拉斯普京等苏联主流作家、从托尔斯泰雅到乌利茨卡雅等女性作家、从别列文到帕夫洛夫等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这些人成功转型为后苏联的著名作家群，共同成就了和大众文学不同的精英文学。

　　5．这项成果深刻揭示出帝国诉求下的后苏联文学局限性问题：后苏联文学生产者虽然否定了苏维埃意识形态，并经历了一个自我反思和重新评价从苏联到后苏联的转型过程，但因延续用俄罗斯帝国意识去思考俄罗斯问题的传统，使得后苏联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或痴迷于俄国历史类叙述，重建所谓真实的俄国历史，或热衷于叙述后苏联现实问题，但无不是在帝国意识主导下的行为，实际上无助于反思俄国文化的病症，对后苏联很难去帝国化的问题欠缺深刻批判。同时，这又是整个俄国文学传统的延续，难以产生对俄国文化结构的自我检讨能力，无助于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刻认知。而且，文学家的如此诉求，得到了期间的文学批评家鼓励、肯定，虽改变了苏联文学批评方式、创建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范式，但和后苏联文学一样，并未改变试图放弃帝国诉求的僵局。这也就是何以不同时代肯定俄罗斯帝国的文学作品，在后苏联得到不同方面的肯定，而后苏联满足帝国诉求的作品则获得各种文学奖。正因文学专注于后苏联人的身份和命运、俄罗斯帝国诉求在后苏联的状态，也就很少涉及后冷战时代人类遭遇的普遍问题，也没有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去审视所俄罗斯问题，从而大大影响了后苏联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市场份额，使之很难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读者的广泛兴趣。由此，这项成果深刻说明了后苏联文学及其批评的地域性特征及其帝国诉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