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刘起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记忆的资源价值、审美境界与意义生成机制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BZW065），最终成果为专著《建构与重构：“红色记忆”审美60年》。课题组成员：黄擎、郭剑敏、李波、王姝、刘海波、陈丹丹。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并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记忆”。这段历史具有异常丰富的资源价值，与之有关的创作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学与审美文化现象。这项成果将“红色记忆”作为一种审美与精神文化资源，以共和国60年的“红色记忆”审美随时代而变迁的客观事实为线索，以“红色记忆”叙事的“意义范型的建构与重构”及其历史、文化基础为中心，全面研究以国际共运史上的“红色文学”和现代中国的“红色文艺”为背景的、共和国60年里包括小说和影视剧在内的整个“红色记忆”叙事性作品。全书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13章，基本依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时期、不同精神主体各从怎样的角度与层面理解和表现“红色记忆”，以及这种理解与表现形成了哪些具有代表性、创造性的文学话语和社会文化形态，进行一种历史和审美相结合的考察，并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审美气象”这一高度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红色记忆的意义建构”的历史时段主要涵盖共和国前30年。第一章着重揭示当代中国“红色记忆”审美的话语渊源，从“红色记忆的知识谱系与逻辑关联”、“世界红色文学的历史流变与中国影响”和“中国红色文艺的现代形态”三个方面，对从国际共运史到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红色文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随后的3章，从“红色记忆意义建构”的“时代规约”、具体原则和如何对“红色记忆”资源进行“审美提纯”等方面，具体、详细地探讨了建国初十七年“红色记忆”叙事的审美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价值基础。成果认为，“建构意识形态的叙史旨归”、“打造时代‘新人’的审美诉求”和“讲述历史存在话语权力分配”，构成了“红色记忆”叙事时代规约的关键；“毛泽东思想”作为“审美价值的确立依据”、“革命正义”作为“意义组织的逻辑起点”、“党的领导”作为“驾驭结构的叙事轴心”、“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不可或缺的叙事基调”则构成了“红色记忆”叙事意义范型的基本原则；“红色记忆”资源的审美提纯，从“素材加工的指向性”到“作品修改的策略性”、再到“文本生产的集体性”都体现了这种时代规约和基本原则。成果还对文革时期“红色记忆”的审美传达及其时代根源，进行了以点带面的剖析。认为，文革时期的“红色记忆”叙事以“服务于现实”作为“历史记忆表述”的基本功能，以“集体创作”作为基本生产方式，并存在“显性”和“隐性”两种具体形态，而“样板戏”所体现的“时代意志”和“神性话语”品质，则是其典型的例证。同时，成果从“以全国教育为目的的传播策略”、“以教材为依托的接受指导”、“文化反思视角的意义重读”和“红色记忆叙事的雅俗定性”等方面，概述了精神“一体化”时代红色文化意义的传播机制，使研究范围覆盖到了审美现象生成、传播和接受的整个系统。

　　“红色记忆的审美重构”则主要涵盖改革开放30年这一历史时段。这一部分在宏观概述“红色记忆”审美意义格局多样化态势的基础上，首先抓住其中“叙事重构的‘新史诗’品格”、“内涵拓展的民间维度”和“境界转换的悲剧意识”3个关键性方面，对红色记忆的重构形态及其精神文化路径，进行了审美研究与文化底蕴溯源相结合的考察。成果认为，从传统史诗的消解和“新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出现、再到以“百年反思小说”为代表的“新史诗”的形成与蓬勃发展，构成了新的时代语境中“‘红色记忆’既成价值体系重审”的时代嬗变的链条；“新历史小说”所显示的个体和民间价值立场、“新史诗”所展开的民间历史意蕴，使“红色记忆”及其生成环境的“民间维度”得到了有力的展现；这种审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以审丑的眼光进行文化反抗、以“人”的悲剧解构传统的“英雄”悲剧、以“民间日常精神的审美呈现”替代时代主流文化，其中贯穿着浓厚的现代悲剧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审美价值得与失兼而有之的“边缘叙事”。由此更为充分地展开了“红色记忆”审美道路的丰富性研究，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红色记忆”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和精神文化效应。同时，成果以文化消费潮流和文学审美气象为着眼点，对新世纪“红色记忆”叙事的新热点、新态势进行了具有当下现象追踪性特色的研究。具体说来，就是在时代文化的全局性视野中，以“红色”题材影视剧为代表，分析了“红色记忆”的审美新开拓；以文本意蕴相关的现实题材小说为代表，探讨了红色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红色经典戏说”现象为代表，揭示了“红色”历史消费潮流的生产逻辑和价值规范。然后选择战争题材剧中颇具精英文化色彩的“话题现象”和大众文化气息浓厚的“猎奇倾向”，以及“红色记忆”叙事普遍存在的审美境界“低俗化”问题，进行了文本意蕴阐发与叙事伦理考察相结合的辨析。结语部分，从“民族复兴呼唤‘大雅正声’”的价值制高点，对引言部分提出的“红色记忆叙事”作为“一份植根于民族核心记忆的文化创造”如何进行审美境界的提升，进行了一种贯通中华民族文化古今发展道路的、带有一定未来学意味的阐发。

　　这项成果的思想和学术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学术重心的选择和研究思路的建构之中。其学术重心是立足共和国历史与文化嬗变的客观实际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着重探讨“红色记忆”以怎样的形态和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种种内涵丰富、复杂乃至立场矛盾、对立的创作现象和审美境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既具体阐释了各种“红色记忆”叙事的审美内涵，又深入探讨了面对“红色记忆”这同一历史文化资源，众多的审美形态及其思想内涵之所以会出现的内外原因；既揭示了文学与精神“一体化”时代中，“红色记忆”审美在体质文化规约下形成的意义范型、生产结构及其成就与遗憾，又阐述了在历史新时期，“红色记忆”重构出现的新的价值路向、精神气象和发展可能性。进而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当代文化整体格局和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境界建构的学术视野中，对共和国60年“红色记忆”题材创作与评价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做了一种具有全局性和融会贯通性的学术思考。

　　这项成果坚持“论从史出”、“以论驭史”的学术原则。在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作者将“红色”历史作为一种具体感受和评价各异的“集体记忆”和不断被开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将相关创作作为从不同侧面进行开掘的动态历史过程，进而形成了一种以文学研究为轴心、具有跨学科学术视界融合特征的综合考察思路。从研究视野的角度看，因为将现代中国的“红色”历史当作了一种民族集体性的历史记忆，因此针对这种记忆历史阶段、传播媒介、艺术种类的各不相同的审美现象，就都可以纳入同一研究视域了。而且，虽然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认知立场、思想文化背景和审美价值诉求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但既然是对同一历史文化资源从不同方向、层次与角度的审美开掘，所以各自也就都具有或正面、或侧面、或反面的文化功能与启示意义。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究，就是由此既拓展了学术外延又强化了学术理性的。从价值评判的角度看，因为将各类相关创作理解为从不同侧面开掘“红色记忆”、各具历史合理性的文化创造，研究就能够超越多元文化语境中单一的思想文化立场和学术文化背景，摆脱单一价值视域的自我拘囿，获得一种既能融合各类理论与历史资源的优势又能立足各类文本具体实际进行研究感悟的学理性。这样，就能在一种高视点、丰富性与包容度兼备的研究境界中，对“红色记忆”审美的各种现象及其时代意义，对精神文化建构各不相同的审美主体所展开的相关历史文化内涵及其意义生成机制，包括对“红色记忆”审美的总体规律和历史趋势等，进行较为客观而全面的意义阐发与价值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