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师范学院郭昭第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经典的生命智慧研究》（批准号为08BZW010），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生命智慧论》。

　　虽然技术、知识并不都能上升到智慧高度，二元论并不比不二论更具智慧特点，西学经典并不比国学经典更有智慧精神，但至今社会上一直存在着重视技术、知识而轻视智慧，重视二元论而轻视不二论，重视西学经典而轻视国学经典的思想倾向。正是基于这一现状，《中国生命智慧论》一书从经史子集等更大的文化范畴阐述了中国文学经典的生命智慧。上编主要阐述孔子及儒家经典、老庄及道家经典、禅宗等佛教经典的生命智慧；中编主要概括中国艺术、医术、相术经典的生命智慧，下编主要梳理中国服饰、饮食、居室经典的生命智慧。借此充分发掘和梳理了中国文学经典有关养生美学、身体美学、伦理美学、生态美学、礼制美学和政治美学等方面的生命智慧。这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一、中国文学经典有着丰富的美学精神

　　西方文学经典往往执著于所谓客观规律的研究，执著于二元论认知基础，执著于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的建构，仅仅是知识美学。它虽然也关注智慧，但只是爱智慧，爱知识和德性。中国文学经典则并不执著于所谓客观规律与知识谱系，它蕴含着智慧美学、生命美学与和谐美学的丰富精神。

　　智慧美学区别于知识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知识美学认为诸如美丑、善恶、是非之类是二元对立的，智慧美学则认为诸如此类看似对立的事物是平等不二的。老子“美之与恶，相去何若”，庄子《齐物论》等都显示了这种智慧。《华严经》所谓“不作二，不作不二”，更是揭示了智慧美学二元论与不二论平等不二的智慧。这不是混淆美丑，颠倒是非，而是形成诸如老子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惠能之“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的心量广大、无滞无碍的智慧的基本条件。

　　虽然中国文学经典与西方文学经典都阐发生命，但如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西美尔、怀特海等的西方生命哲学则仅限于人类，至多也只是扩展到一切生物，中国则关注人类乃至宇宙本体的生命；虽然都承认生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但西方生命哲学之生命绵延和流动只停留于本质论层面，或如柏格森将生命本质界定为创化，或如西美尔界定为自我超越，中国则不仅承认生命创化与自我超越，而且更重视生命创化与自我超越的修持原则和方法；西方文学经典将生命创化与自我超越看成无目的的本能冲动，视无目的的行动为人类的真正价值，中国文学经典如《易经》、《论语》则将自我的内在超越与宇宙的生生不息作为生命的本性及其目的，使生命的本性与自由有机统一了起来。

　　西方文学经典习惯于二元论思维方式，总是将人与自我、社会、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自我看成精神与肉体的对立统一体，将社会看成矛盾斗争的产物，将自然看成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虽然至少在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和卢克来修看来，人与宇宙万物是平等和谐的，但几乎其他所有西方文学经典都似乎旨在打破这个平等与和谐关系。虽然如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强调和谐，但其和谐仅限于数目的多样统一，并不与尊重差异性的中国文学经典有相同智慧。中国文学经典提倡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重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交相和谐、共同创化，而且以和谐作为美学境界的标志，如《乐记》有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儒家甚至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和谐分别视为士人、君子、圣人的标志。如《周易》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说法。

　　二、中国文学经典有着独特的哲学精神

　　西方哲学向来以“爱智慧”自居，认为真正的智慧属于上帝，但中国文学经典如儒家之“人皆可为尧舜”、佛教之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似乎更看重人自身的智慧，认为所有人都有着等同佛圣的哲学智慧，而且存在超越科学、超越知识、超越智慧的特点。

　　科学的特点在于强调客观规律，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客观规律，自信人类能够认识并准确表述这些规律，而且往往将分门别类的研究作为基本方法。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形成了这种科学传统，乃至将完整的世界图景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抹杀了生命的真实情态。中国文学经典则认为真正的客观规律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如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也反对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学科化研究，如老子有“大制无割”的说法，而且认为这种研究往往破坏事物的完整性，乃至生命的真实情态，如庄子明确指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惟其如此，中国文学经典总是以直觉感悟方式对宇宙生生不息之生命本性进行整体描述，这不仅是其超越科学，尊重人类乃至宇宙之生生不息生命本性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科学理性无视人性乃至生命整体的最好反驳。

　　西方文学经典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往往致力于概念范畴的阐释与知识谱系的建构，视其为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培根、斯宾诺莎、费希特、孔狄亚克、罗素等对知识论的关心，更印证了热衷知识的事实。中国文学经典则不仅不热衷于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而且也不一味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甚至认为知识的积累往往妨害智慧的形成，如老子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说法，同时老子也将彻底否定知识，看成是达到无忧无虑境界的根本途径，他认为“绝学无忧”。分门别类的知识谱系，确实不仅加重了人们学习乃至生活的负担，而且由于各自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导致了思维乃至行为的混乱。禅宗明确指出所谓般若智慧并不是知识，而是自见平等清净的不二本心。所以中国文学经典并不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如庄子“离形去知”，僧肇“知即无知，无知即知”等将忘却、否定乃至超越知识看成获得智慧的根本途径。

　　中国文学经典还明确反对智慧，如郭店楚简本《道德经》有“绝智弃辩”的观点。虽然老子所谓智慧可能更多属于知识乃至巧智范畴，但其反对的态度十分明确。至于《心经》之“无智亦无得”，更明白表达了这一点。一般智慧往往执著于二元判断与选择，是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的技术、知识乃至巧智，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漏智慧，而真正大智慧无所执著，也无所取舍，是破除了技术、知识乃至巧智对美丑、是非、善恶的分别与执著之后所形成的大澄明、大彻悟，是无漏智慧。真正的智慧也不执著于无漏智慧，是如《华严经》所谓“了无所得”，无知而无所不知的无智之智。

　　三、中国文学经典有着和谐的文化精神

　　任何智慧要完整无缺，必然涉及自我、社会、自然三大核心命题。重视道德的自我完善与生命的内在超越，关爱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是中国文学经典智慧之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虽然不能说有史以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显然是中国文学经典的一个主要内容，无论儒家之圣人，还是道家之真人，佛教之佛祖，或通过独善其身和乐天知命，或通过顺任自然和保身全生，或通过无念、无相、无住和明心见性，都离不开自我的内在超越。但西方文学经典的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都被诸如基督教等宗教冲淡了，即使强调道德，也不是建立在反躬自省乃至内在超越基础之上，而是向外求诸他人，甚至借助宗教力量来调节自我和维系社会秩序的。

　　西方文学经典如基督教虽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但这个和睦以信仰上帝为前提。认为一个人如果爱父母、儿女超过爱基督，甚至不因此而憎恶父母、妻子、儿女、兄妹，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基督教还常常将人类看成上帝的羔羊，即使升入天堂，也不可能与上帝平等。中国文学经典则认为每个人至少在原始本性方面与圣贤或佛祖廓然无别。儒家之“达人”、道家之“救人”，乃至佛教之“普度众生”等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中国文学经典崇尚自强不息、化育万物的广生之德，崇尚万物并作而各依其性的自然之道，崇尚兼爱互利、佛性无别的平等意识。儒家之“天人合一”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庄子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僧肇之“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基本都是如此，这是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与此不同，西方文学经典基本上采取了敌视自然的态度，因此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一直被视为生产力的基本内涵。近年来兴起的协同学虽然注意到和谐的重要性，但至今未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研究中国文学经典的生命智慧，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突破狭隘文学观念，囊括经子史集，拓宽研究视域，整合哲学、职业、生活等方面的理论资源。二是改变仅重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研究现状，提升研究高度，在智慧哲学层面概括中国文学经典超越学科、知识、智慧的智慧美学精神。三是突破重视二元论思维模式，借鉴中国乃至东方不二论，彰显二元论与不二论、知识美学与智慧美学平等不二的智慧美学精神。这对降低技术和知识的副作用，恢复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平等不二本心的自信心，开启心体无滞的生命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