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师范学院张桂兴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基督教徒”到“人民艺术家”-- 老舍创作道路新论》（项目批准号为06BZW049），最终成果为论文集《老舍论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其他文学大家相比，老舍研究起步较晚，其成果也相对滞后一些。从过去国内外出版的一些老舍研究论著来看，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资料往往不够准确，以至于影响到它的学术价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老舍论集》，在重新审视20世纪老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凿丰富的资料，对老舍的成长道路和思想发展做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以澄清老舍研究中“左”的和“右”的倾向。这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外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推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

　　一、学术观点的独创与新颖

　　1．研究宗教文化对老舍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

　　老舍早年曾经受过洗礼，加入过基督教，这并非是这项成果的发现。然而，系统翔实地阐述老舍在青少年时期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密切联系，及其对他一生思想和创作的重要影响，却是这项成果的独特贡献。

　　老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受到佛教文化的重要影响。他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正是由于佛学大师刘寿绵的大力相助。后来，老舍还在刘寿绵主办的佛事活动中多次帮过忙。然而，他却始终未曾皈依佛教。同样，老舍在青少年时期有不少伊斯兰教的朋友、同学、邻居，但是，老舍似乎更崇拜他们“勇敢、洁净、有信仰、有组织”等做人的品格，并未产生过入教的念头。也许是基督教的“天国”蓝图更合乎老舍当时所追求的救世理想，为此，在宗教信仰的选择上老舍最终还是选择了基督教。后来，随着对社会认识的加深，他又逐渐远离了基督教。对此，成果既不隐瞒，也不夸大，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大量翔实的确凿资料予以揭示。

　　2．研究青少年时期对老舍一生思想和创作的重要影响

　　关于老舍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一直是研究者致力追寻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这是因为，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思想教育、道德熏陶、文化修养及其知识积累等等，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整个一生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青少年时期所留下的家庭和社会烙印就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对老舍青少年时期的把握程度自然也会影响到对老舍一生思想发展的正确揭示和创作作品的重新评价。

　　这项成果从“出生-家世”、“私塾-小学”、“中学-师范”、“校长-督学”、“教员-文书”、“初恋-结婚”等六个方面入手，采用最新发现的一批老舍材料，对老舍的家庭状况、求学历程、任教生涯以及恋爱婚姻等做了全方位的阐释，从而纠正了过去流传中的一些讹误。

　　3．研究老舍在山东时期的生活与创作

　　20世纪30年代，老舍在山东连续居住七年之久，这段时间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个人生活上来说，老舍是在山东期间成的家，在山东生儿育女（四位子女中有三位生于山东），在山东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创作成果上来说，山东阶段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先后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作品。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就是在山东青岛写成的。从思想发展上来说，老舍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山东时期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他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做过深刻的探讨。也正因为如此，老舍多次谈到山东对他的深刻影响，并称山东为他的“第二故乡”。

　　这项成果对老舍在山东期间的“住处”、“任职”、“授课”、“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与友人合办《避暑录话》”、“众多的讲演和社会活动”等，进行了翔实而准确的考证，不仅纠正了过去流传中的诸多讹传，而且新发现了大批鲜为人知的资料，从而填补了老舍这段时间的资料空白。

　　二、文献资料的翔实与准确

　　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不管涉及到的范围有多广，采用的方法有多新，选取的是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首先要详尽地占有资料。恩格斯曾经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材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这项成果的显著特点是充分地占有了材料，做到了资料的丰富、新颖和准确。承担者不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简单照搬，而是从查找原始资料入手。为此，规定的原则是：“一律核对原件，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力求每一条、每一款都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刊杂志的原始记载，藉以尊重历史并力求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绝对不做‘文抄公’--不核对原件，就任意抄来抄去，以至于以讹传讹。”例如，这项成果在研究老舍的人际交往与他成长为“人民艺术家”的关系时，就是以详尽地占有资料为基础的。

　　纵观老舍一生中成就的事业和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除去个人的主观努力外，也与他所处的社会、接触到的人和从事的职业密不可分。假若不是老舍在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都遇到了对他发生重大影响与帮助的良师益友，假若不是老舍终生以文艺事业作为自己的生命，那么后来是否会有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出现，就是另一种答案了。

　　在所有对老舍发生影响和进行帮助的人之中，老舍的母亲可以说是对老舍影响与帮助最早、最大的了。老舍母亲并不识字，她给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她把性格、爱好、习惯和做人的准则等等都传给了老舍。其次，是“宗月大师”送老舍上了学，识了字，从而奠定了老舍的文化基础。此外，“宗月大师”苦行、向善和乐于助人的佛家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老舍，以至于形成了老舍一生中乐善好施、同情穷人的品德。北京师范学校校长方还对老舍的影响，主要在于进一步增长了老舍的文学兴趣，使他奠定了古文、诗词和书法的根底。至于许地山、宝广林对老舍的影响与帮助，则是表现在对老舍宗教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而老舍与冯玉祥交往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两人都积极支持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

　　周恩来对老舍的重要帮助，则是表现在关键时刻如何正确选择人生道路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方面。第一次是在1938年初，酝酿“文协”成立的时候。当时，周恩来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坚定地认为：老舍无党无派，而且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群中有一定的声望，由他出面总揽全局非常恰当。老舍也因此而改变了他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人生道路，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尽职的“小卒”。另一次是在1949年下半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当年，远在美国的老舍接到周恩来通过多种渠道发出的邀请后便立刻积极准备回国，并最终于当年12月12日回到了离别14年的北京。由此可见，老舍人生中的两次关键时刻，都是在周恩来的大力帮助下才最终确立了正确的人生道路的。

　　三、治学态度的务实与严谨

　　这项成果一方面按照“言必有据、据必有考、考必有是”的严谨与务实的治学态度，以确凿的资料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也公开地批评了老舍研究和资料使用中的失范现象。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特别是在目前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斗争精神也许是这项成果最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