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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成果简介

  2011年10月21日13:46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ZW02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明清时期,形形色色的通俗小说是采用什么方式编创出来的?又有哪些因素制约、影响了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对此,学术界尚未予以充分的关注,即使有所论及,也多半局限于某些小说名著,并且是就创作来谈创作,较少重视书坊主、评点者、读者对小说编创的影响。事实上,明清通俗小说的编创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编创方式的运用及其演变的态势,是由编创者、书坊主、读者、评点者等彼此互动、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合力决定的,因此只有将出版、传播与接受等因素纳入对编创方式的考察之中,才可能对编创方式及其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鉴于此,这项研究成果立足于通俗小说的编创,主要从编创、传播与接受之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系统地研究明清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

  这项研究成果由绪论、上编、下编、结语、附录五个部分组成。

  绪论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评述,指出目前有关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缺憾,揭示了“编创方式”的涵义以及影响小说编创方式的诸因素,搭建了一种由编创者、书坊主、读者、评点者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阐释模式,为后文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

  上编分四章,依次探讨了编创者、书坊主、评点者、读者对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具体影响。

  第一章讨论作者与小说编创。先将通俗小说的作者分为书商型、艺人型、文人型三类,揭示不同类型的作者从事小说编创的主要动因;接着由编创动机入手,分别探讨了明清文人“发愤著书”、“劝善惩恶”、“以文为戏”的编创历程;最后对艺人型作者编创小说的方式与特点进行了阐析与概括。

  第二章着重谈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的编创。书坊主亲自编创通俗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众牟利,可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创作水平有限,加之又急于求成,因而翻抄、模仿、辑补、缀联等成了他们编创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以及公案小说等的主要方式。从小说编创史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书坊主的积极介入,才及时地改变了《三国》、《水浒》之后通俗小说编创青黄不接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通俗小说编创的繁荣。

  书坊主不仅亲自编创通俗小说,还喜欢各呈伎俩,对已有的畅销小说进行翻刻或不同程度的删改、加工,以便适应不同层次读者购阅的需求。这造成了一书多本的现象,导致各本之间在内容、形式上的诸多差异,影响了通俗小说的编创风貌,不过也迅速、广泛地传播了通俗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读者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编创的繁兴。

  书坊主还多方购求、征集通俗小说书稿,或采用多种形式与文人合作、聘请文人编创小说,这使明清通俗小说编创蔚然成风,并迅速形成了各种通俗小说流派。

  第三章主要以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为例,谈评点者与小说编创的关系。小说评点与编创始终处在一种交互影响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小说评点既“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又能对某类小说的文体特点与编创经验等及时地进行总结、评价,从而给后继者编创该类小说以某种引导和启发;而不同类型小说的不断涌现以及编创方式的丰富多样,也在不时地拓展或更新评点者的阅读经验与期待视野,使小说评点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在不断变化中调整其对某类小说编创的干预。因此,小说评点是在与小说编创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小说编创的。

  第四章谈读者与通俗小说的编创。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按其存在方式,可分为作者预想的读者与小说的实际读者。实际读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遍布了社会各阶层。读者对通俗小说的编创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编创者从最初的选材、构思到编写、修改、完成作品,始终要与预想读者进行交互作用,而作品问世之后,读者的接受状况则关系到某类小说编创的兴衰,制约通俗小说的编创体式与叙述方式,影响通俗小说的编创旨趣,促进某类小说编创方式的演变,诱导一些名著续书的产生等。

  下编分七章,综合作者、书坊主、评点者与读者等多重因素,分别考察了明清几类主要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动因。

  第一章谈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历史演义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的商业化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复杂的变化。

  第二章谈神魔小说的编创方式。神魔小说是在《西游记》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仿作、续写而蔚为大观的。接着又是在小说评点者的引导下,在“心学”思潮的濡染下,继承、发展了《西游记》寓言、讽世的创作手法。后来,世情小说的勃兴、时势的变迁、读者阅读需求和审美口味的转移,又导致神魔小说一方面向荒诞寓意的创作路子上拓进,另一方面又朝着与世情小说、历史演义合流的方向蜕变。

  第三章谈艳情小说的编创方式。艳情小说是在书坊主的商业运作下,由下层文人刻意发挥《金瓶梅》猥亵描写的一面,采用抄改、拼凑和模仿等手法炮制出来的;其作者为了避免诲淫之讥,往往打出“孔子不删郑卫”的旗号,宣称写欲是为言情,写淫出于劝惩,而在创作中却刻意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进行宣淫、诲淫,劝百而讽一,因此沦为世情小说的末流。不过,它们对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演进也起过一定的推进作用。

  第四章谈才子佳人小说的编创方式。才子佳人小说是在《玉娇梨》、《平山冷燕》的示范与影响下迅速崛起并流行的。由于后起者纷纷学步,遂使起初的创作模式变成了窠臼,引起了接受者的审美疲劳和广泛批评,于是一部分作家为摆脱窠臼,不断翻新出奇,有意涉笔讲史、神怪、世情乃至艳情等内容,以迎合读者日趋变化的阅读口味,发展到后来终于蜕变为其它类型的小说了。

  第五章谈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书”的编创方式。“世情书”多出自文人独创,它有其基本的创作方式,即取材于世俗社会,以家庭描写为中心,同时又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讽喻世态人情。不过,由于受小说批评、读者接受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同时期出现的“世情书”,其创作方式也会在不同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和革新;至于“世情书”代表作的出版、畅销以及由此引发的续书热,则又得力于书坊主的商业运作。

  第六章谈英雄传奇的编创方式。英雄传奇是在《水浒传》的带动和影响下,经过民间说书的孕育,形成的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它以“说书娱众”为本位,始终把塑造传奇式的英雄作为主要的艺术任务。它塑造的英雄多以草泽英雄为主,这些英雄基本上是说书人根据下层民众的生活、心理和想象,通过演说两阵对圆的交锋厮杀等塑造出来的。说书人很讲究故事的传奇性、连贯性和曲折性,并善于吸纳、整合其他题材类型说部的长处,以增强其说书的艺术吸引力。因此,英雄传奇的编创展现了浓厚的民间说书本色。

  第七章谈公案侠义小说的编创方式。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是民间艺人在说唱公案小说的艺术实践中,根据听众的兴趣和口味,逐渐在公案故事中融入侠义小说的成分而形成的。它发挥了传统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的题材优势,巧妙地将清官伸冤理枉与侠客打抱不平的故事融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下层民众的清官信仰与侠客崇拜心理。它以娱众为本位,非常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趣味性和情节结构的连贯性。清代公案侠义小说虽然经过一些文人的整理和修订,但说唱艺术的主要精神依然保存着。

  结语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进行整体、纵向观照,指出明清通俗小说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由改编逐渐走向独创的历程。这一历程可分四个阶段:1.世代累作与文人集撰,《三国》、《水浒》、《西游》由此产生,并开启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等创作流派;2.书坊主效颦复制,导致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繁兴和流派的形成,并为后来小说编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铺垫;3.文人改写拟作,反映了小说创作主体性、写实精神与独创能力的日益增强,标志着通俗小说由改编向独创的过渡;4.文人独立创作,其主体意识和自我表现色彩浓厚,小说创作思维、创作意图、创作方法等均有很大转变,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了通俗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二、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建树是:将编创、出版、接受、评点结合起来,不仅分别考察了它们对小说编创的实际影响,而且综合这些影响因素,具体考察了明清几类主要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最后从整体上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状况、演变趋势及其所体现的艺术规律。其研究视野、角度、内容、观点皆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开拓性,这对于更完善地建构明清通俗小说编创史、明清小说文体演变史、类别史等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评点、读者等方面的研究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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