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龙秀清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欧民众宗教生活与社会变迁》（项目批准号为02CSS001），最终成果为专著《中世纪民众宗教生活》。课题组成员：张日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基督教史作了许多研究，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尤其是对中世纪教会史的研究，主要仍限于教会制度史的内容研究，对中世纪教会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民众对教会的反映的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如何切实描述中世纪民众的生活与信仰，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

　　在西方学术界，教会史研究早已越过了制度史的层面，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兴起和研究视角的下移，“民众宗教”或“民众信仰”已成为一门显学，并对传统的中世纪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观点对中世纪的评价尽管有差异，或斥之为“黑暗时代”，或赞之为“黄金时代”，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中古文化是“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本质上是一个“信仰时代”。6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的看法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学者认为，以前几代中世纪学者研究的那些文本，只不过是揭开了只占绝对少数的教会精英的观念，而绝大多数的中世纪民众是生活在“民间文化”里，各种原始巫术而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他们的宗教态度与实践。一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古后期的宗教生活氛围是“一种几乎不能称之为基督教宗教意识的氛围”。80年代后，这种“创新”引起了西方尤其英国“修正主义”学派的反思，他们对以上两种极端的看法均不赞同，但如何切实描述与概括中世纪民众生活与信仰的性质，目前还在进一步探索中。这项成果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化程度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化的看法，因此成果的第一章“传教与皈依”，就注意以英格兰为例，探讨了基督教与蛮族的交往，重点是研究了教会的传教策略与蛮族如何接受基督教的问题。成果指出，早期的传教只是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蛮族接受的只是基督教的一些外在仪式与规范，对信仰层面了解很少。而且，在他们的信仰中，还夹杂着大量的异教成份，所以形成的是一种混合宗教。正因如此，在12世纪初，教宗与教会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215年拉特兰第四次大公会议发起的教牧革命，也是要深化俗人对基督教的了解。为此，教宗与各级教会都采取了一系列宣教的措施，对基本信仰加以规范，并力求促进与推动基督教化尤其是俗人对信仰的理解。这是第二章“教牧革命”的主要内容。接下来的第三、四两章，分别从婚姻与性生活两方面探讨了教会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与塑造，但这些内容都只是教会对俗人的一种期望，普通民众是否并如何接受教会当局宣扬的信仰与规范，则在第五章“俗人宗教冲动”与第六章“圣徒崇拜”中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在中世纪，教会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教会在规范民众生活的同时，民众也在有选择性地接受教会的规范与信仰，这种选择性也改变着中世纪信仰生活的面貌。

　　这项成果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如下进展与特色：

　　第一，对中世纪基督教化的新理解。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作者既不同意将中世纪早期的布道看成是完成了基督教化，也不赞同“中世纪没有基督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在宗教改革后才完成的”观点。他们认为，基督教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化是表面的，它形成的是一种混合信仰。12-13世纪教牧革命启动后，民众的基督教化才真正开始，中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的行会、教友会、互济会、俗人修道运动等“俗人宗教冲动”，正是基督教化的结果。当然，这种教化不是一个官方教化的过程，而是民众自发选择的过程，因此他们的信仰有着诸多不同于官方信仰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改革对“唯独信仰”“唯独圣经”的高扬，也是对本源信仰的一种规范，可以视为基督教化的完成。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强调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以往的研究，均有单方面强调精英制约或民众习俗的问题。从作者考察的情况来看，以精英为代表的官方教会尽管在极力规范民众的生活与信仰，但民众对官方宣扬的信仰与虔诚规制并不是全盘照搬和接受的，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正是这种选择性造就了民众信仰与宗教实践与官方或精英宗教与实践方面的某种疏离。可以说，中世纪教会在塑造民众宗教生活的同时，民众也在以其自觉性的选择改变着官方信仰的面貌。无论怎样，官方信仰与民众信仰仍同属于一个信仰共同体，只不过，是一种拥有不同“话语共同体”的信仰共同体。

　　第三，与其他著述不同的是，这项成果的重点不是宗教制度与组织，而是中世纪教会竭力宣扬与控制的那些观念与信仰，以及民众的反应方式。成果首先勾画了这一时期天主教的基本信条，然后系统描述与分析了宗教关怀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性质与意义，重点讨论了中世纪宗教体验的各种形式，上至正统的教义，下达普通民众对这些信条的接受与理解程度，进而探讨了中世纪是否存在一个一元化的天主教信仰的问题。作者认为，中世纪后期的宗教充满活力，其原因在于，教会并不是一个僵硬的机制，而是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它对民众自己发展出来的各种虔诚活动不是竭力压制，而是加以规范，进而将之纳入信仰的范围。这一观点极富启发性，对我们对中世纪教会的重新认识具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这项研究成果利用了不少数据资料和数据统计方法。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的原则，以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色。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助于改善和发展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西欧史研究，尤其是中世纪教会史的研究。世界史学科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世界史学基础薄弱，解放后又长期受前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过于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往往用主观臆断的理论模式随意剪裁历史事实，所以很多历史著作不免显得僵化和空洞，甚至有失真之处。中世纪西欧民众的宗教生活如何与怎样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又如何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世界史学科有责任提供一个准确或接近准确的历史画面，从而为现实提供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参照体系。

　　其二，有利于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底层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提倡“由下往上看”的史学，是当前西方新史学的重大趋势，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谛所在。民众宗教是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个新兴领域，成果力求吸收他们先进的研究方法，为弘扬和繁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贡献。

　　其三， 可以为我国民间思想启蒙提供方法借鉴。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宗教史方面的书籍，国内也有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基督教的了解还只限于制度与思想层面，对于它在社会下层的实际状况、它内化为民众信仰的状况、它对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何影响等问题，我们尚处于一无所知的境地，而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西欧之所以较快地跨进现代社会，除了经济的力量，还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中世纪普通人宗教信仰变迁中反映出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西欧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反观中国，近代以来的维新变法，新旧冲突中的腥风血雨，搞得轰轰烈烈，但却无法激动民间社会，所以这些运动就成了曲高和寡的牺牲品。直到今天，民间的思想启蒙仍然是我国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这项成果对西欧民间社会观念演进的考察，无疑对我们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