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学院牟永生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09BZX039），其最终研究成果为专著《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范仲淹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忧患观，它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类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及其关系中各种危机现象的本质认识、价值诉求，它所蕴藏的是一种担当精神、进取精神、超前精神、整体精神和人文精神。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佛三教忧患思想之中的范仲淹忧患意识，正是这样一种忧患哲学。其形成发展，绝非偶然。它既有其丰富的思想渊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与范仲淹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庆历新政失败等政治生涯有直接关联。忧患意识不等于杞人忧天，亦非悲观绝望，而是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志存高远，积极开拓的哲学智慧。因此，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不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在实现科学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它也同样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首先，考察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文化资源。

　　仲淹忧患意识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它至少表现为易学的、儒学的、道学的和佛学的四个层面。仲淹极为重视易学，特别是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将之视为其忧患意识和新政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据典籍记载，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周易》。仲淹自己的诗作也提及其“忘忧曾扣《易》”。《周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乱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儒学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丰富的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无论是道家之学，抑或是道教之学，其忧患意识都是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仲淹引证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三代以还，异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故《礼》曰：人君谨其所好恶，君好之，则民从之。”仲淹护持寺庙，参拜菩萨，交游高僧，挥毫作序，已将佛禅忧乐圆融，荣辱不惊，悟在当下，无修之修，明心见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忧患意识之中。“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其次，梳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仲淹忧患意识经过了一个由酝酿，到形成，再到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生活在内忧外患、昏暗腐败的北宋王朝，仲淹自幼丧父，寄人篱下，家境贫寒，划粥断齑，深感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至理，穷且益坚，志存高远，常言：“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慨然有志于天下”，这为其后来忧患意识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酝酿。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范仲淹始终坚持其在朝则以“至诚许国”，“受贬则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处世之道。天圣五年（1027）仲淹执教于南京应天书院期间，守母丁忧冒哀谏进《上执政书》及其相关诗文作品，标志着其忧患意识的正式形成。仲淹这时期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君道，主张还政于上；忧吏德，主张保直斥佞；忧民力，主张厚民固邦；忧边事，主张育才实郡。

　　在仁宗帝亲政时期，特别是庆历期间，通过《上吕相公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和《岳阳楼记》等重要文本，仲淹忧患意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王者无外，四海一家；文武之道，协和为一；天下之化，起于农亩；宠辱皆忘，先忧后乐。这时期，仲淹不但更加警示自己“尝求古仁人之心”，而且经过自己数十年的文韬武略，也完全践行了历代士大夫们那种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三，追问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仲淹以《周易》、《中庸》和《大学》等文献为宗，奠定了其忧患意识的变通观念、忠义思想和民体情怀之哲学基础。变通就是指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之变易与通达之理。作为仲淹忧患意识重要哲学基础的变通观念，则主要是指其充分挖掘《周易》等经典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智慧，为化解宋廷积弊已久的内忧外患，所采取的系列变法主张而追问理论依据的思维范式。在天地人三材之中，乾卦为天，具阳刚之力，表征着君父；坤卦为地，有阴柔之载，象征着臣子。君臣父子之间最重要的伦理法则就是忠义之道。忠意味着尽心竭力，真诚无私，它通常与诚连用。忠诚于天道，效忠于君廷，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情状，仲淹不能不忧国忧民，如坐针毡；忠信于人伦良知，诚信于自己的人格志向，仲淹不能不言必由衷，言必有中，行侠仗义，义无反顾。义具有正义、道义、义气等意蕴，亦有适宜之意。“行而宜之之谓义”。仲淹在《君以民为体赋》等诗文中提出，“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毎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远，嘉猷可稽。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

　　第四，探索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

　　仲淹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查阅典籍便知，“以天下为己任”一语最早当出自《南史?孔休源列传》：“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后又有《隋书》提及：“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但自北宋以降，谈到范仲淹，便“以天下为己任”评价之，以致几乎反之亦然。确认一种思想系统有无核心价值及其具体内容，既要看该思想家和后人是否强调，也要看它是否具有统摄性、包容性。在仲淹留下的丰富诗文中，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用“以天下为己任”的命题来统摄和囊括其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但与之名殊而体一的“忧天下”、“保天下”和“治天下”等说法所构成的科学天下观，却俯拾皆是，不一而足。“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仲淹言行的一贯要求，亦是后人的一致评价。这些评价既有出自仲淹生前好友，也有相隔千年的当代人士；既有与仲淹一样可立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有格格不入，遗臭万年的反面人物；既有史学家、文学家，也有哲学家、思想家；既有普通学者，也有政治家；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专家。“以天下为己任”，言简意赅，它几乎可以一语统摄仲淹忧患意识的整个系统：担当精神、进取精神、超前精神、整体精神与人文精神。

　　第五，剖析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逻辑结构。

　　仲淹忧患意识内容丰富，至少蕴藏着这样五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隐，配日月之照临。方今穆穆虚怀，巍巍恭己。视以四目，而明乎中外；听以四聪，而达乎远迩。噫！何以致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而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臣自知非朝廷进用之器，如未获退，则愿久守一藩，奉行条诏，庶几为圣朝之循吏，亦足托青史之末光，垂于来代。”二是进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对失败，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坚信“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临终《遗表》云：“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四是整体精神。范仲淹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认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第六，辨析范仲淹忧患意识的主要特质。

　　对于仲淹忧患意识的特质，从其本质与作用之间的辩证联系上看，是内圣外王，体用不二。体者，本也。这是仲淹忧患意识的根本所在，而仲淹本人的道德文章及其文治武功，正是其忧患意识的逻辑展开与升华。体决定用，用反作用于体，并为体服务，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以体用不二。从仲淹本人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看，其忧患意识又表现出文韬武略，知行合一。一般说来，忧患意识应该是人们忧心与忧行，忧志与忧功，也即知忧与解忧的辩证统一。集将、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德足以传世”的仲淹，其忧患意识正是如此。他不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有忧天下之心”，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事功伟绩。仲淹忧患意识还表现出至诚许国，进退如一和是非循环，忧乐一体的内在特质。仲淹即使无端遭贬，身退江湖之远，也难以真正“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而是“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议当深典。可无退省，抑有所闻。”正如后人所评价云：“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仲淹忧患意识不是悲观绝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种自觉而强烈的担心、牵挂和关爱。与历史上的屈原等人一样，都是悲天悯人，爱国爱民，忘忧乐道。

　　第七，揭示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

　　后人常将仲淹与诸葛亮、韩愈等称颂为史上“五君子”，这足见仲淹包括其忧患意识在内的功业文章与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影响着其同时代的韩琦、富弼、苏舜钦、欧阳修、孙复、胡媛、石介、李觏、张载和王安石等人的教育、政治和军事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二程、朱熹、陈亮、叶适、陆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宋元时期的理学思想。明清时期，仲淹忧患意识的影响尤为突出。康乾二帝同赞仲淹是“济世良相，学醇业广”，褒扬仲淹具有忧乐与民的高义品质：“希文古大臣，不与伊葛殊。特达圭璋器，心迹如天日。庙堂而江湖，忧乐与民俱。”“文正本苏人，坟山祠宇新。千炼传树业，一节美敦伦。魏国真知己，夷维传后尘。天平森翠笏，正色立朝身。”李贽、王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就深受其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距离仲淹时代越是久远，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是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广泛而深远；越是处于求新求变，救国救民的非常时期，其影响也不是越来越式微，而是越来越重大而深刻。仲淹忧患意识对近现代，尤其是熊十力、胡适和钱穆等人的忧患意识之影响就是如此，它大大超过上述两个历史阶段。

　　第八，阐释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当代意义。

　　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在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当代中国，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仲淹忧患意识对于价值导向的意义，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也同时就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这是由于与价值导向、科学发展相较，社会和谐则具有更大的总括性和融摄性。然当下的社会和谐已经走出文化模糊，开始走向理论自觉，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们越应增强风险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强化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沉着应战，及时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周边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中华文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今天，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更应不辱使命，站在时代前列，将忧国忧民之心，爱国利民之志化为具体行动，以促进各阶层间的意见沟通，各民族间的文明对话，善于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文明、宗教间的价值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