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大学郝虹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肃与魏晋儒学》（项目批准号为05CZS008），最终成果为专著《魏晋儒学新论——以王肃和王学为讨论的中心》。课题组成员有：于涛、葛焕礼、陈昌珠、宋凤娣、孙丽。

　　该成果以王肃和“王学”为切入点，将魏晋儒学的研究置于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交织、互动的有机过程中，勾勒了随着政治、历史、文化、学术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变迁，魏晋儒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嬗演轨迹，剖析了魏晋儒学在多面的、有机的、变动的视野中种种深刻的悖论现象。力图在复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提出对魏晋儒学既有具体而微的细节描述，同时又是整体的、综合性的看法。

　　从结构来看，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衰落与发展的交织共存”是以时间的纵向变化为轴，展现从汉末到魏晋，儒学在人生价值观层面的衰落和在政治思想层面的发展；下篇“继承与反思、承传与创新的变奏共鸣”则以王肃与郑玄、王肃与王弼的横向比较为轴，展现魏晋经学相对东汉经学的继承与反思，魏晋儒学相对两汉儒学的承传与创新。

　　第一章 “从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看衰落”。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东汉党人这一群体得以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党锢之祸的发生为起点，执著于道义的儒家人生价值观从社会思潮的主流位置退出，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向实用主义转变，王朗个人经历所折射出的人生价值观的转变，是建安一代士人的缩影。而对王肃这一代魏晋士人而言，儒学的价值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异，即儒学被躯壳化和工具化，儒家的社会精神支柱地位丧失了。

　　第二章 “从政治思想的嬗演看发展”。由于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引发了汉末大量社会流弊，而单纯依靠儒家思想本身已无力救治这些流弊，从而为名、法、道等家的兴起让出了空间。东汉政权崩溃后，在既要承担实现统一的时代课题，又要解决汉末流弊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多重背景下，曹魏集团逐渐形成了唯才是举、尚法重刑、名实相证的政治新理念，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其内部围绕用人重德还是重才，政治主导思想重儒还是重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和斗争，最后形成尚德与重才因时而定，尚儒与重法因时而定、考课与移俗相结合的认识，为魏晋礼法之治政治思想的形成做好了准备。王肃以法释礼的观点连接了礼与法的关系，为礼法之治政治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章“衰落还是强盛——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学术界对魏晋儒学的认识，出现了既有认为它衰落了，又有认为它强盛了的截然相反的观点，这是因为魏晋儒学是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复合体。如果指的是它作为学术思想的层面，那么因为天命论的动摇而使其学理出现了漏洞，因而当它扮演官方意识形态角色时，起不到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了魏晋儒学的衰落；如果“魏晋儒学”指的是文化传统的层面，那么因为礼学的兴起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了魏晋儒学的强盛。

　　第四章“经学的继承与反思想”。王肃反郑，有学术史的渊源，有思想史的背景，有知识史的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王肃之重礼学和融合经今古文是在郑学所开辟道路上的继续前行，所以王肃对郑玄之学的继承，是王肃反郑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郑学作为两汉经学的代表，我们对比两者后可以看出，魏晋经学在学理层面，与两汉经学相比，没有突破和创新，但对谶纬不遗余力的摈除，有其时代的进步性和学术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肃的摈除谶纬，为王弼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但魏晋经学毕竟在学理层面无新的建树，使儒学在魏晋以降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五章“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魏晋递嬗背后没有明显的政治文化之争，高平陵政变背后也无显明的思想文化之争。在儒学的中国文化传统主体地位已奠定的前提下，高平陵政变的双方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其相同处都远大于相异处。如果立足于这一大文化背景，则高平陵政变的发生，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儒学占据无可置疑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是玄学产生之前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儒、道两家关系的融洽远甚于扞格，是玄学产生之前另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则魏晋玄学的出现——王弼之学只能是援道入儒，即用道家思想为儒学作注脚，而不是反过来的借儒学之力为道家思想张目，这是立足于文化史视野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王弼借用了老子解读世界的思维方式，重构了儒学的形而上思想体系；王弼理解了老子批判儒家的思考角度，借用道家“无为”的理念，提出了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正常及最大效用的方法；王弼在准确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经典《周易》。荆州学派在对《易经》的重新释解中，摈除了汉代象数易学繁杂枝蔓的方法，继承了费氏古文易学以传解经的传统，作为嫡系弟子的王肃基本上是忠实地承袭了师说，而王弼则是在方法上继承了费氏古文易，但又与今文经学不拘泥于经文本身，重在发挥“微言大义”的精神有暗相契合之处，并且援老入易，从而超越了荆州学派和王肃的易学思想。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都处于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已奠定的历史大潮中，这是王肃与王弼进行解释系统重建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规定了他们的重建只能是立足于儒学，同时也是为了振兴儒学而做的重建。王肃主要是调动儒家固有的资源，而王弼之学则更多的是借用并整合了道家的思想资源。王肃与王弼重振儒学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重建解释系统的成果，在儒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成果的重要观点包括：（1）魏晋儒学是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三位一体的复合体，且三者之间是互相激荡和纠葛缠绕的关系；（2）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了儒家精神的失落，即儒家的社会精神支柱地位丧失，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3）从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必须担负起凝聚社会精神的责任。两汉时期它起到了这个作用，而魏晋时期它丧失了这个作用，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凭借的儒家学术思想在学理上出现了矛盾，这是魏晋儒学衰落的深层原因；（4）汉末及建安乱世，儒家政治思想在应对名、法思想的挑战时，或是自我修正，或是吸收名、法思想，最终形成魏晋礼法之治，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5）在汉末流弊的刺激下，儒家礼学兴起，夯实了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从而表现为魏晋儒学在社会生活规范层面的强盛；（6）王肃经学对郑玄经学的继承，是从学术史角度出发的结论，如王肃之重礼学是在郑学所开辟道路上的继续前行，以及王肃承荆州学风，排谶斥纬，文尚简约，是在郑玄开辟的融合经今古文道路上的继续前进；王肃经学对郑玄经学的反动，则是立足于思想史视角的结论，即在汉魏之际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王肃对郑玄用谶、尊君卑臣等的反动；（7）儒、道和平共处的局面从东汉一直延续到了魏晋，因此道家思想并非是因批判儒学而兴起，而是两者在思想共通基础上的融合，这是玄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8）玄学家是置身于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中，深受其浸染，对儒学的认可是第一代玄学家根深蒂固的情结，则玄学的出现——王弼玄学，无论客观上是否起到煸起了道家兴盛之风，但其初衷和本质应该是以道家服务于儒家，即援道入儒，而不是相反；（9）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的同源异流和殊途同归，展现了魏晋儒学在学术史和文化史角度的承传与创新；（10）在中国儒学史的分期问题上，对魏晋儒学的研究带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如魏晋是两汉奠定期后儒学三重角色互动期的起点，魏晋是儒学奠定期后的第一个变化期等。

　　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在中国儒学史的研究中，存在通论性的成果多于断代史成果的现象，而中国儒学史的通论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无疑是建立在各个断代儒学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成果将对中国儒学史的研究有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魏晋思想史的研究中，魏晋玄学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如果说魏晋玄学更多地关注了道家思想的兴起，则彼时儒学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则研究成果很欠缺，而魏晋儒学研究成果欠缺的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魏晋玄学的研究进展，因此，成果对拓宽和加深魏晋思想史的研究有促进作用；王肃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对其个案的专门、系统的研究一则太少，二则视角较窄，即主要是从学术史角度出发，这项研究不仅从学术史，而且也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对王肃及“王学”予以考察，并对经学史上重大的王肃反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此，成果对深化经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