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杨蕤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13世纪中国西北民族关系与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XZS01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罗丰。

　　该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因素，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平衡性。从空间上讲，丝绸之路的东段研究较多而中段和西段的研究较少；从时间上讲，学者们往往重视对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而其他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如9—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唐代后期，随着西北及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唐丝绸之路繁荣景象逐渐淡去。虽然一些论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中国的周伟洲、孙修身、李明伟、罗丰诸先生的相关研究。但总体上讲，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涉足较浅并存在着两个不足：一是在研究思路上，尚未将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放置在一个宏观、综合的视野下予以考察，以致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二是在研究时段上，目前学界只对五代、宋初的中西交通路线状况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尚未见到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通史式的研究。因此，重建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概貌就显得十分迫切。

　　对9—13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的归析，是探讨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状况的基石。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北方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政治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达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厮啰、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西州回鹘、辽、金等政权，民族关系因此错综复杂。民族分布及西北地缘政治状况直接影响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状况。应当看到：唐末五代是西北政治形势由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势力在河陇地区的渗透；二是党项族在河套的崛起。这样，吐蕃政权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势力便退缩在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东南部一带。西北地区实则成为吐蕃、党项以及回鹘三支力量进行较量的政治棋盘。以笔者愚见：吐蕃、党项、回鹘三足而立的局面是整个宋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主流和核心，姑且称之为第一结构圈；而宋夏时期还有宋、辽、金等政治势力，他们是刺激吐蕃、回鹘、党项等势力间进行分化与组合的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第二结构圈。概括起来讲，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或西北地区）民族格局为“六支力量（宋、辽、金、吐蕃、回鹘、党项），两个结构圈”。 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争夺是“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不管是民族之间还是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错综复杂，但利益是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这是古今通用的法则。为何河陇地区历来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不同民族在此争斗不息呢？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公元9世纪之后的丝绸之路虽然远不及盛唐时期繁荣，但也并非像一些论著所讲的沦落到贸易不通的地步。

　　在9—13世纪中国复杂的民族关系背景之下，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在内涵与形式方面较盛唐时期有所变化：中原政权、北国辽朝、以及西夏等割据政权都与西方保持贸易关系，共同瓜分了陆上丝绸之路。就中原政权而言，其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关系主要体现于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中西方仍然保持着官方贸易；第二，中西方仍有人员的往来；第三，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继续。其中中西方的官方往来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据笔者统计，在公元909-959年的50年间，回鹘诸蕃向中原朝贡40多次。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大致的统计，考虑的史籍漏载以及查阅文献过程中的遗漏，实际的朝贡次数恐怕不止于此。从北宋建立到灭亡的167年间，于阗朝贡43次；回鹘集团（包括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回鹘、龟兹回鹘、瓜沙州回鹘）朝贡89次，占朝贡总数的76%。在与中原政权保持关系的丝绸之路贸易伙伴中，不仅包括河陇及西域诸藩，同时还有远在中亚和西亚的塞尔柱帝国以及喀喇汗王朝等政权。从贸易的规模及商品的种类看，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商品丰富、数量较大。例如文献记载于阗在熙州南川寨存乳香等物10万市斤，换算为今65吨的规模。从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看，唐时从陆上而来的外来物品较为丰富，有人、动物、花草树木、药物、纺织品以及珍奇异宝等，内容十分庞杂；五代及宋代从陆上而来的物品虽然也不算单调，但与唐代相比就显得有些单薄了。当然，这仅仅是史料所反映的状况，因为史家记述的多为上层社会的状况，至于丝路对于民间的渗透和影响就鲜有反映了。对比唐宋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物品，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药物、宗教用品等以外，奢侈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五代以降，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亦有所渗透。当然，陆上丝绸之路的官方贸易对中原政权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朝贡贸易进一步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宋朝的税收；然而在另一方面，大量域外商品涌入中原，对宋朝经济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引起金银价格的上涨和铜钱的紧缺。

　　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辽朝与西方的贸易和联系异军突起，在北国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由于辽朝占据着北中国，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会，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这里，辽朝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从《辽史》等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辽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或者民族有阻卜、党项、吐蕃、和州回鹘、甘州回鹘、阿萨兰回鹘、高昌回鹘、沙州回鹘、于阗、吐谷浑、辖嘎斯国、突厥、大食、波斯国以及西北其他少数民族，其中回鹘在沟通辽朝与西方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回鹘人源源不断地前往辽朝，不仅有带有官方色彩的“上层交往”，有迹象表明基层民众间亦有交往和往来。第二，辽朝与回鹘之间不仅存在着带有官方色彩的朝贡贸易，同时还存在着互市贸易、民间贸易等多种形式，其中不少是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直接表现形式，例如辽朝与远在西域的高昌政权设立互市进行贸易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三，回鹘与辽朝之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交往是一种看得见的，或者说是显性的活动。事实上，随着回鹘在塞北开展的频繁贸易活动，回鹘文化也逐渐在塞北地区有所渗透和影响。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接触和交流。这里的伊斯兰世界不仅包括回鹘所居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囊括了回鹘以外的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区域。辽朝与伊斯兰世界接触交流的表征之一就是在辽朝故地出土了众多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文物。此外，由于辽朝幅员辽阔，其域外的交通状况恐怕不仅仅局限于丝绸之路的范畴。辽朝统治的蒙古高原部族众多，加之史籍记述简廖，故我们对蒙古高原向北经西伯利亚与欧洲的交往状况了解甚少。

　　西夏王朝在公元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对外来商品的考察是观察丝绸之路贸易状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我们发现，西夏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丝路外来商品，表明西夏王朝仍然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同时，通过对西夏文文献等资料的解读，我们还发现西夏政权与大食、西州回鹘以及民间回鹘商人保持着贸易关系。因此，西夏王朝在丝路贸易中发挥着中枢周转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西方贸易的继续与畅通。例如，从交通路线的角度看，依然有丝路商旅穿越西夏抵达中原或者辽朝。有迹象表明，西夏北缘的居延路为陆上丝路商旅频繁利用着。当然，西夏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受制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及民族格局的状况。我们只能勾画出西夏丝路贸易的一个轮廓，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就某个时段内西夏与西方贸易的状况做具体的分析。

　　虽然9-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具有“条块分割”的空间特征，但仍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贸易的主体——“回鹘时代”的提出。宋代以后，回鹘人几乎控制了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不仅如此，辽朝的丝路贸易实则也是辽朝与回鹘人之间的贸易，回鹘人从而掌控了北方丝路的贸易权。有学者指出：唐末以后回鹘人已经完全取代了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昭武九姓人，成为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一股新兴势力。因此，大致从唐末、五代始，丝绸之路贸易便成为由回鹘人唱主角的“回鹘时代”。

　　第二，贸易的客体——茶叶等新兴商品的大量流通。9—13世纪丝路贸易输入的商品较前朝没有大的变化，依然以畜产品、香料、珍奇异宝为主，而输出品中除了丝织品、粮食、瓷器等传统商品外，茶叶的大量外销是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的一个特点。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就曾指出：茶叶等商品是西夏和西域、中东之间贸易的主要物品。宋朝在西北的茶叶输出量极大，徽宗朝，仅陕西一带用以同诸藩交易的茶叶量，每年就达两万驮以上。宋朝在秦、泾、熙、陇等地设立了32处卖茶场。茶叶贸易的兴起，给衰落中的丝路贸易增添了几分生机。

　　第三，贸易的方式——中转贸易的兴盛。五代以后，陆上丝路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长途贩运不逮前朝。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不仅与西域诸胡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还与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大致来讲，西北地区的中继贸易存在着榷场、互市贸易、民间贸易、贡使贸易以及民间走私等多种形式。由于受到政治情势的影响，河西回鹘、吐蕃、于阗、鞑靼、西夏、辽朝、宋朝的大部分丝路贸易是通过中继贸易实现的，而且只要陆上丝路地区存在着政治上的割据局面，中继贸易就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