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单纯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宗教哲学传统的反思与展望》（项目批准号为05BZJ001），最终成果为专著《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

　　该成果认为，古代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一种实践性质的信仰。就西方的亚伯拉罕信仰系统中的基督教传统而言，不唯其源头的犹太教“绝对他在”的上帝投身到了人间，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而且使徒也取代了犹太教的先知和文士，直接用书信或宣讲的方式传播上帝的“福音”。到中世纪，解释、传播和丰富基督教思想的人士就变成了教父哲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或者是基督教神学学者；他们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议题—上帝存在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诸多相关议题进行论证和考察，在解释启示和神迹的过程中引发了思辨理性和实验观察这些新的方法，最终导致对传统宗教议题内涵的怀疑、批判和否定。近代启蒙思想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它为现当代思想带来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人们已经普遍承认，基督教并不是人类唯一的信仰形式，而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众多宗教的一种特殊形式。

　　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研究，他们发现即便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其内部最初也是充满多元化因素的。那些被尊奉为圣王、祭司、先知、使徒、圣徒——包括神学家，他们的圣事、神迹、学术思想、社会背景都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足以证明这个后来在整个中世纪变得越来越封闭的宗教信仰体系在其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是多元开放的，它的生命力可以在近代启蒙思想的批判洗礼之后得到新的释放。

　　就基督教早期形成的情况看，其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十分明显。首先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可以使人联想到希腊人的“哲学家—王”（philosopher-king）和犹太教弥赛亚的综合体。其次是《新约全书》对于《旧约全书》、犹太教各种口传律法汇编以及通过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对希腊哲学都有所继承和借鉴。最后，就连基督教最正统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对于希腊哲学、拉比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哲学中的苏菲派和伊本·路西德派也多有借鉴或扬弃，甚至就是《圣经》的创作、编撰、翻译、保存也充满着多元性的因素，《圣经》（新旧约全书）的汇集和编写前后大约经历了1600多年，参与者据称有犹太国王大卫，政治家但以理，祭司以斯拉，先知摩西，法学家保罗，牧羊人阿摩斯，税吏马太，渔夫彼得、约翰，医生路加，预言家以赛亚、耶利米等，这些人的性情、学问、思想、习惯都不一样，参与编辑或撰写圣经相关内容的时间、地点，甚至情绪都各有差异，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基督教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因素。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传统中的这些多元性因素在学术研究的气氛和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广泛的传播，形成了解释基督教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献考古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新视野，基督教传统的唯一正统性和作为“异端”形式的其他民族宗教或思想观念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淡化，比较宗教学、宗教性研究或宗教哲学逐渐取代了神学成为更为广泛的思想议题，像西方人习惯所研究的客观自然现象一样，神学的核心议题——上帝已经不再是人类思想探索的禁区，在经历了与神学或信徒们虔诚的信仰情感若干痛苦的冲突之后，后期的启蒙思想家如马克思、尼采等，已经做到了只把基督教当做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或心理现象来研究，为现当代的学术思想树立了多样性研究的典范。

　　成果认为，即便是对于那些只将宗教哲学局限在“论证上帝存在”方式的神学思想之内的人来说，近代启蒙运动所开拓的领域也是革命性的，它将理性思辨的方式和社会实验观察的方式引入传统的神学论证特别是经院哲学的论证传统之中，用比较伊斯兰教、东方民族的其他信仰形式，甚至新殖民地所发现的巫术和原始宗教的方式，结合思辨理性的论证，得出了许多深具启发意义的结论，用多元性的思路探索基督教的特殊性和一般宗教的共性，无论是在思考方式、观察对象、宗教内容还是在现象解释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就以康德的宗教思想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看，他们都是在反思和批判了安瑟仑和阿奎那那种信仰主义的宗教哲学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的宗教哲学，康德偏重于人类的道德意识，克尔凯郭尔偏重于人的个性感受，他们的宗教思想是启蒙时代宗教思想多元性的两个样板。但与经院哲学相比较，不仅论证方式有别，主要还是宗教的主体和目的从绝对外在的上帝转向了主体性存在及其多样性的生命状态。近代思想的主体性论证与安瑟仑的客体观念论论证反差最大，因为“安瑟仑的论证把前提先确定在‘上帝是一个无限完美的想象存在者’这一基本观念之上。换句话说，安瑟仑将‘上帝’先行定义为‘可能想象到的极限完美者’，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又进一步论证说：作为观念，这种定义是人能够理解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个观念，那么观念所代表者至少就存在于他的理解之中”。上帝作为一个观念，对于虔诚的信仰者来说观念就可以等同于实体或经验的存在物；但是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情况可能刚好相反，他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虚幻的印象或错误认识，这样其蕴涵的实体或存在物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所以观念并非具有必然的正确性，以之证明上帝观念，进而证明上帝必然存在就不能成立。不过，安瑟仑这里的论证是要表达他的一种思想方法，即信仰先于理解，这种“先”是一种逻辑的“先”，而不是时间的“先”，因为它以观念排斥占时空的经验事实，由此可以推导出观念客体先于认识主体，神先于人，神学先于哲学。这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典型方式之一。但是，克尔凯郭尔则坚信，信仰和理性完全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人之所以信仰上帝乃是由于主体的人自身的情感需要，像安瑟仑这样的依靠“理性”证明的上帝，实际上是一种荒诞的观念，完全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运用信仰的观念当作一般逻辑论证的前提是一种智力上的缺陷：因此，“上帝只是荒诞的智力”（God is an intellectual absurdity）。因为智力和情感是人的精神品质的互补性因素，并不因为智力上的荒诞性人类就完全摒弃宗教，它的存在价值还在于满足人类的深层的情感需要，所以上帝的观念仍然可以非理性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宗教也仍然是现代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对它们的论证和理解已经完全不是那种信仰观念论的方式了。

　　经院哲学中最全面的“理性”论证是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即所谓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它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具体有：“第一种：迁移论的论证”；“第二种：因果论的论证”；“第三种：偶然性的论证”；“第四种：优越等级的论证”；“第五种：和谐论的论证”。这些论证看上去逻辑严密，玄妙至极，但是也不脱信仰在先，知识论证在后的经院哲学窠臼，是安瑟仑论证的新翻版。据启蒙思想家康德的理解，这五种证明方式实际上仍然只是三种传统的论证方式，即“本体论的论证”、“宇宙论的论证”和“目的论的论证”，归根到底又都是本体论的论证，而本体论的论证最终又可以被理解为观念论的论证，因此，它仍然是信仰主义取向的宗教哲学，其荒诞性乃在于将先验的信仰概念——上帝混同于概念的属性——想象中的无限完美者。康德在批判了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和理性论证的弊端之后，倒是从人的伦理需要方面来解释上帝存在和人类的宗教情怀，建构了一个人类精神生活的系统框架：真、善、美，将纯粹理性与求真的精神生活，实践理性与求善的精神生活，判断力与求美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成为整个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的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之后的近现代思想都可以从康德这种精神生活框架中延伸出新的发挥空间和特色。如果拿阿奎那和康德相比，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反差就更容易看得清楚：经院哲学总是从信仰观念出发，来做出那些繁琐的论证，其结果反倒使得人们产生了对上帝存在的各种怀疑，对宗教神秘气氛的厌倦；而康德从问题出发，将人类精神生活与人的心灵认知主体性和情感的直觉性——类似于人类现代精神生活中被划分出的“智商”和“情商”因素——联系起来，解释了宗教在人生观中的普遍价值：上帝存在不是理性上的必然，而是伦理上的必须。

　　通过全面考察近代启蒙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思想特色，该成果得出一个纲领性的结论：实验观察和理性思辨的方式是对中世纪神学传统中的“启示理性”方式的反叛和超越，其全部的思想价值就是确立了人在精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将宗教传统中的上帝实体观念转化成了一种“隐喻式”（metaphor like）的人类思想表达方式，在这个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转换中，独断论的神学也演变成了思辨论的宗教学。这就是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贡献于人类思想进程中的理性思辨方法和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