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仇华飞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GJ01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注重对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区别于东西方汉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冷战结束后，大批美国中国学研究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同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些人更注重学理分析和理论构建，强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新颖，善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互交叉。而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和中美之间学术交流的全方位展开，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与中国同行们通过合作与交流，不仅提高了研究的客观性，而且克服了对中国文化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对美国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科学地论述和分析，出版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丰富国际中国学研究领域是这个项目研究的目的和宗旨。

　　一

　　这项成果聚焦于美国学者在战后不同时期论述和探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研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问题研究，第二部分论述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战略及其理论的研究。从时间界定看，前者主要关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演变，内容包括：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兴起、中国学研究的转型、地区问题研究重要性的凸显、麦卡锡主义对中国学研究的影响、美国智库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等。在这一部分，作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演变，主要关注了中国学研究的多元视角，比较了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柯文（Paul A. Cohen）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厘清了美国学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指出：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同时又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研究视角和模式的多元化，是美国学者考察中国政治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把中国软实力问题与中国国际形象结合起来研究，则可以证明国内政治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智库的一些中国通还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等问题，借此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

　　在第二部分，这项成果主要关注了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战略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及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等。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S. Ross）、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ton）、何汉理（Harry Harding）和蓝普顿（David M. Lampton）等人的著述成为个案研究中的亮点。作者认为，这些人在论述中美关系时，强调中美战略合作与战略对抗共存，分析美国对中国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所谓“两面下注”战略，分析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军事战略、中国战略思想以及中美亚太战略博弈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关注国际关系的社会化、机制化以及战略选择与政治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理论参考。

　　从当今国际中国学研究发展态势看，美国中国学研究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领域，是一门国际“显学”，关注和资助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无疑有助于推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二

　　这项成果在论述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问题发展根源时强调，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的转变使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当代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尤其是后者。这一新的研究取向是“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这种模式集中体现在施坚雅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的3篇论文中，它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分析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基本动因。

　　这项成果在分析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时，重视方法和模式的构建，如：“倾向模式、派别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结构模式、规范模式、利益群体模式、合理性模式”等；强调不同的研究视角，这些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精英分析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宏观与微观分析结合的视角”等。在研究中，注重各种模式和视角的互相竞争、补充，并在认识研究规律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以推动学术界准确理解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深层次问题领域的研究。

　　这项成果在论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及外交战略时，认真细致地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如：从政治学研究视角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问题；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从地区作用看中国外交战略；从多边外交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社会化理论、建构主义、国内政治、定量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研究的影响。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从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软实力构建等不同层面分析发展中美关系、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与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关系。

　　这项成果还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既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进行了全景式综合考察，又特别重视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个案研究，强调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基本特征。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美国研究中国是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的，但研究中国也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同时，美国学者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提升的关注，也有利于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偏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将这些思想赋予时代内涵，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深入了解和平崛起的中国，而且也使中国学研究显得更加富有时代意义和价值。

　　此外，这项成果还指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正在发展转型之中，所以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特点也在不断变化。老一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如费正清、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鲍大可（A. Doak Barnett）等擅长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做深入扎实地实证研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建树，而且为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美国政府制订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的研究精神在当今美国中青年学者中仍有很大影响。但当今的中青年研究者们并不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相反，他们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擅长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推进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扩大了中国学研究的问题领域。

　　在当今的美国，有一批活跃在大学和研究单位（包括智库）的华裔美国学者，他们中不少人已其中有些人已出人頭地，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專家，例如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裴敏欣、布魯金斯學會的黃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力、哥倫比亞大學的呂曉波、杜克大學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丹佛大學的趙穗生、康奈爾大學的陳兼、紐約城市大學的孫燕等。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如：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杜克大学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康奈尔大学的陈坚、纽约城市大学的孙燕等。由于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他们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因此在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及历史文化问题研究时，他们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史料运用自如，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色彩和内容。

　　三

　　这项成果是按问题领域确立研究的基本架构的。虽然中国学研究还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项成果立足于借助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力求做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以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创新和理论构建。从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的视角考察了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借鉴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的突破和超越；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个案研究，等等。这些都凸显了成果的实用价值。另外，这项成果以其崭新的研究视角也将为我国当代国际中国学研究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学者、官员，尤其是美国智库的对华立场、政策建议的思路以及对中国的认知，进而为我国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制订战略性、科学性的对美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