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程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批准号为01AGJ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冯舜华、徐坡岭、刘洪钟、曲文轶。

　　该项成果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造性地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构建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互动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系统而严密的阐述。这一分析对于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的经济转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与我国加快转轨进程的政策取向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献中被使用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受到各国政界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时间、内涵、动因、影响等诸多问题，尤其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知，尚存在不少分歧。不过，这些研究有一共同特点，就是通常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它事实上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制度的融合。对后一层面的理解，离不开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转型。

　　通过对历史的系统梳理和分析，研究认为，对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是物质前提，国际贸易是先导，资本国际化是重要的推动力，跨国公司是主导力量，经济金融化是催化剂，网络化是技术平台，国际协调机制是保障手段。这些均属于技术层面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的体制转型，显然属于制度的层面，是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充分条件。

　　沿着这一逻辑思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只能从制度的层面给出。作者认为，人们经常所说的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进而实现更加优化的配置，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诸多表现以及核心内涵的高度概括。至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则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正在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中得到采纳和应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出现世界范围内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对经济全球化的上述理解对于我国加快经济转轨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计划经济国家启动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进程，人类社会由以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阶段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区别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日益成为普适制度。面对新的外部经济环境，面对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必须找准制定政策的取向。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经济国际化时期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转为开放改革。

　　改革开放时期，改革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行为，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策略设计以我为主。开放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开放的领域、范围、深度、程序以及规则等，也是可以自主决定的。然而，融入全球化经济运行以后，中国必须接受全球通行的经济规则，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与全球普适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制度创新。国际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要素的极端重要性。以日本为例，它本来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但由于战后的制度创新却实现了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迅速成长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而原苏联本来资源十分丰富，却因体制僵化而导致经济上的惨败，甚至统一的国家最终解体。制度创新，对于中国等转轨国家而言，目标就是制度接轨，就是尽快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市场价格机制、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市场、各种经济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税收体系、反垄断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其中，统一的市场体系、自由的企业制度和边界清晰的政府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主要任务。

　　第一，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是实现制度接轨的先决条件。统一的市场体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价格是引导市场变化的主要信号；二是各类市场健全，使得商品和要素能够按照经济主体的意愿自由、合理地流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转轨国家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创造出适宜的外部环境，因为在开放经济的竞争条件下，外国商品和外国企业的进入为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带来示范和激励效应。同时，来自外部的竞争也对转轨国家建立健全各类要素市场产生巨大的压力。以金融市场为例，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反映了新兴金融市场的脆弱性，1998年爆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更是直接让转轨国家为“年轻的”金融市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危机表明，忽视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就必然丧失稳定持续地发展社会经济的可能。

　　第二，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是保证市场制度有效运转的决定性因素。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需要两个约束条件：一是产权约束，主要指组合而成企业的各种资源的产权应有明确严格的界定及可靠的法律保障，对企业资源的支配运用应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形成责权利有机结合的经济制约机制；二是竞争约束，是指需要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为企业经营提供客观的衡量标准，包括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轨国家的企业开始直面国际竞争，必须向竞争对手学习，首要的就是学习企业制度的转变。各类企业的制度转型，尤其国有企业的制度转型，必须按照自由企业制度的两个约束条件进行。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作为转轨国家重建企业制度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股权稀释和产权明晰化，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前者旨在实现企业所有权的多元化，使得所有者到位；后者旨在确保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正确的抉择。

　　第三，明确边界清晰的政府职能，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传统理论认为，政府是市场的替代，即政府履行的是一种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面对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跨国资本和要素流动剧增所带来的挑战，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更加关注本国及与外国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在税收、汇率、交易规则等方面做出及时的反应。然而，这些挑战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经济全球化时代判断一个政府的优劣不能仅以规模大小为标准，而应取决于政府质量。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按照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同质化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主要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而把分配资金和配置资源的任务主要交给市场去完成；二是推进制度创新，有效推动和引导经济转轨；三是优化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制度体系，以便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质资源为我所用。四是借助政府力量大力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减少直接的行政规则，这既有利于减少以至杜绝“设租”和“寻租”的机会，也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

　　三、防范来自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对策思路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同质化。所有国家按照同一“游戏规则”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是合乎逻辑的，但收益和风险却并不对等。在同一“游戏规则”面前，发达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欠发达国家事实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第一，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第二，欠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运作启动较晚，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高，无论是在宏观调控方面，还是在微观组织方面，经验都很欠缺；第三，市场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往往更多地是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对欠发达国家往往不利，起码目前的情况是如此；第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除了民族国家之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支新的十分重要的经济主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跨国公司，尤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都是源于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在短期内又很难形成自己的对全球经济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跨国公司。

　　从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分析，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可能产生在五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使欠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第二，经济全球化使欠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发生波动的可能性增加；第三，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使全球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第四，经济全球化使欠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出现新的难度；第五，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使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增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处在转轨进程中的国家，对于防范来自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既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又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此，作者提出以下三点对策思路：

　　第一，正确处理国内制度建设与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转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较之发达国家面临更大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差异。与后者相比较，前者无论是制度的基础条件还是监管体系，都显得还很薄弱。如果说坚固的制度基础和健全的监管体系可以抵御市场恐慌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即使成熟的资本市场有时也遭遇恐慌，比如1987年华尔街的例子），那么，转轨国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并不能自动地补足制度的缺失。经济全球化能够给我们快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却不能快速地带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超的市场驾驭能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快国内制度建设与完善的步伐，制定谨慎有力的结构重构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加强对外开放的协调性。

　　第二，强化政府在经济全球化风险防范中的职责。我国是转轨国家，市场要素还未充分发育，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法律制度也欠完善，容易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强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关键点在于，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必须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控制，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和保护国内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努力避免资本外逃。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这对于化解和防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一是密切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沟通，按照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行全方位的监管，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予以坚决阻止；二是针对流进与流出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起动态的跟踪数据，并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以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时刻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三是鉴于现行的国际金融机构跟不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调整，以期建立符合更多民族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