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闾小波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民主史研究1840-1949》（项目批准号为04BZZ010），最终成果为专著《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课题组成员有：刘庆乐、熊秋良、祝天智等。

　　该成果主要内容是对1840-1949年间民主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变作全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期，进入20世纪民主观念开始发生流变，出现了不同的民主观念，或对民主作出不同的理解，此种流变一直延续到1949年。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流变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较大。

　　该成果属于观念史的研究领域。与西方相比，观念史的研究在中国尚处在探索阶段，相关的学术积累有限。观念史的研究于上个世纪前半期才在美国出现，起初强调的是对一些伟大作家的经典文本进行分析，以此来揭示人类各种观念的演变，这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洛夫乔伊（ArthurOnckenLovejoy，1873～1962）为代表。自20世纪70-80年，随着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的崛起，“历史语境主义”受到追捧。以剑桥大学历史系斯金纳(Q.Skinner)教授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注重研究产生那些经典文本或伟大观念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即特定的“历史语境”，他们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只有从历史语境出发，才能更好地把握观念的生成与演变。该成果在研究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时，兼容了这两种研究方法，但更侧重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历史语境”与观念史演变互动关系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非常独特，且变化的速率太快。

　　在研究中，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当然不可或缺。中国学界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研究已有较多的学术积累，但以往相关的研究者（多为史学工作者）大多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史实与史料的辨析及相关文本的梳理，而此项研究在充分运用史学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吸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当代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来透视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演变，力求对该主题作出更为深刻与合理的解释。

　　前近代的中国是否存在民主观念的遗产？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什么关系？自19世纪末就有不同的看法，当下学界也是见仁见智。该成果分别从学理、文献及经验（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是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与价值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观念之于中国是一个“舶来品”。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流变表现为阶段性的特征。从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来看，可粗疏地分为五个阶段：

　　1、19世纪中后期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辨识期。关键词是议会。中国人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在西方文明中探寻“他者”的“长技”，包括民主的种子，辨别中西政制之异同，其关注点是直观而有形的制度设计——代议制。代表人物是那些关注西学并有革新取向的维新派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等。

　　2、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民主观念的输入期。关键词是民权、自由、宪政、权利等。甲午大败、戊戌政变后，国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加深，并纷纷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学子与旅日人士，开始挖掘西方文明有形制度背后的各种观念、价值、习性等。相关知识的来源以“东学”（日本化了的西学）为主。

　　3、1903年至民国初年为浪漫主义民主的输入期。关键词是革命、共和、民主等。以孙中山及一些留日、旅日及沿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为主体，改朝换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相关的知识来源虽然也是以“东学”为主，但主要是汲取了“东学”中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一些思想素材，如卢梭的思想、《人权宣言》等。当然，主张行民主应以开民智为前提的渐进主义民主观始终与之随行，但此种民主观呈边缘化的趋势。

　　4、“五四”时期为民主观念的分岔期。“民主”与“科学”是“五四”启蒙之士共同的期盼，但“五四”之子大体是分别沿着两种不同的思想理路来阐释各自民主观：一是留学英美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精英民主，二是以留学日、俄或有法国勤工俭学背景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大众民主（庶民主义的民主）。“五四”落潮，两派人士均怀“革命尚未成功”之感，并分别依循各自的理路与立场，来继承“五四”遗产，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阐发各自的民主观。

　　5、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为民主观念的期成期。“五四”之子分途奋争，以期实现各自的民主理想。一是以胡适、罗隆基、张君劢、储安平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主要是在体制内通过报刊来宣扬自由主义民主，以期当政者接纳其理念与制度设计，使中国走入自由主义民主的轨道。二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他们主是要在体制外通过组党、建军，对乡村社会进行最为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彻底的改造，通过革命运动为实现大众民主（人民民主）而斗争。他们的共同点是皆以现行的“党国体制”为批评对象，但批评的方式迥然不同。

　　前两个阶段大致可视为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期，而后三个阶段则是民主观念的流变期或期成期。

　　观念的流变离不开那些关键性的观念人物。在西方民主观念史的流变中，有一些公认的伟大的观念人物及其经典作品，近代中国则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且处于一个艰难的国际空间与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中，很难想象中国的观念人物也像西方的同道者那样，为观念而观念，并从容地思辨、精心地建构一个成熟而严密的观念体系。近代中国的时势不可能给观念人物提供培育某种观念所需要的足够时间与理想的心境。他们如同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勇士，必须与时间赛跑。他们的铁肩不仅要担道义，更要担救亡。救亡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永恒且持续升温的主题。所谓“永恒”乃是因为革新努力不断遭受挫折，此种挫折势必要求观念人物不间断地提供新的不仅能感召当道者，而且更能鼓动民众的具有救亡功效的观念。这样，许多观念人物更加具有政治人物甚至政治领袖的特质，这不仅冲淡了观念人物的职业化的属性，使他们普遍患有思想的贫血症，也使得他们供给社会的观念更像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口号，从而使得观念应有的深邃与理性成分不足。惟其如此，在中国近代民主观念流变的过程中，既没有产生可与西方伟大思想家相比肩的观念人物，也未能产生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但是，中国并不缺少民主观念方面的风向标式的人物。从民主观念流变的角度看，风向标式的人物至少有：王韬、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表达民主观念的概念及与此匹配的一套支撑性的词汇，均成为中国近代民主观念流变史上的重要环节。

　　近代中国，不同的民主观念相互碰撞，分途演进，并对其间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来源既有“西学”、“东学”（即日本化了的西学），还有来自苏俄的民主观念及制度实践等。

　　观念的生成与流变直观地表现在观念人物的言论之中，因此对这些言论载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一观念的生成与流变，但仅此是不够的。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内的政治生态与国际因素的不确定性，使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复杂而多变，这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观念人物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对加深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流变的理解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