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工商学院季丽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BZZ003），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南刚志、陈冬生、蔺雪春、孙守春、李默海、吕如敏。

　　这项成果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村政治进步，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一初级形态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农村政治发展陷入困境。要放弃固守“乡政村治”模式的政治思维，构建中国新型的农村民主自治模式，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民主自治制度为制度支撑，以农村公民社会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为社会和文化基础，把民主和自治两个价值目标融合起来。建设农村民主自治模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该模式把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维护农村政治稳定、提升农民政治素质和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作为主要任务，意在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群众自治、政治稳定和政治平等的价值理念；该模式强调渐进发展方式，即坚持党在农村的领导，遵循自下而上、从边缘到核心的发展思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实现农村政治转轨；该模式以农村政治制度创新为动力，通过诱致性农村政治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农村政治制度变迁相结合的途径推进农村政治进步。

　　2．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形成了独有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一些发达国家农村政治发展类型相比，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特征。从总体上看，模式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工具取向极其明显，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不平衡性。尽管模式还不够成熟，但运行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村政治进步，积累了丰富经验。实践证明，农村政治发展要发挥政党的作用，要同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要特别关照政治稳定的目标，要采取渐进的方式。这一切将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政治转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面临困境。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为初级形态的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在运行中已经显现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村政治发展陷入了困境，表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相互冲突与碰撞；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较低；农民组织发育缓慢；乡镇政治发展严重滞后等。农村政治发展模式优化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优化措施

　　1．放弃固守“乡政村治”模式的政治思维，构建中国新型的农村民主自治模式。村民自治的发展要求乡镇重新调整治理模式，给予村民自治足够的生存空间；乡镇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乡镇政治转型。农村政治发展必须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走出原有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并有所突破，把村级民主自治提升为乡、村两级民主自治，构建中国农村民主自治模式。这一新模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民主自治制度为制度支撑，以农村公民社会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为社会和文化基础，把民主和自治两个价值目标融合起来，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充分享有自主管理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2．建设农村民主自治模式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考虑原有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行为惯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农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嵌入性，因为，任何一种政治模式都难以摆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为此，在近期内，一是依法实行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分权制度，村党组织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村民自治的轨道，促成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和谐，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效衔接，完善村级民主自治制度；二是恢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定地位，为完善村级民主自治制度创造条件，为建立乡镇民主自治制度打下基础。从长远看，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民主自治文化、社会条件的逐步成熟，民主自治的领域要适时地扩大到乡一级，建立乡镇民主自治制度，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农村民主自治模式，使党和国家过分集中的农村权力进一步向农村社会让渡。

　　3．建设农村民主自治模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中国，农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建立与完善要着眼于中国政治发展大局，既要充分借助国家政治民主化潮流，又要关注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对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影响。同时，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优化涉及农村基层民主、农民政治参与、农村政治稳定、农村政治文化、农民组织化等农村政治发展内容，离不开农村精英、农民工等农村政治发展主体，因此，新模式的构建要注意解决农村政治发展主体和各个方面面临的问题。第一，就农村基层民主而言，要树立新的农村基层民主观，把农村基层民主看成是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政权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构和统一；以往单兵独进式地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要把其置于新农村建设宏伟战略中，拓展其生长的政治空间，构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基。第二，就农民政治参与而言，要尽可能地疏通和扩大制度化参与渠道，改变农民传统的参与习惯，尽量消除容易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外在诱因。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强，农村经济因素对政治参与影响最弱，因此，要把教育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第三，就农村政治稳定而言，党和国家要不遗余力地维护农村稳定大局，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利益整合；改革土地制度，保护农民土地利益；推进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发挥政党稳定社会的作用；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减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让农民养成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诉求的习惯。第四，就农村政治文化而言，农村政治文化建设要为稳固国家统治权服务，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和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文化支持；要准确地把握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实现农村参与型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对接，使权利与义务观念、竞争与合作观念、法治与德治观念相结合；积极拓展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途径，高度重视政治精英、大众传播工具、学校、现代农村组织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带头、引领、基础、培训作用，尽快地形成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网络覆盖系统。第五，就农民组织化而言，当前，农村最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迫在眉睫；有益的农民文化、社会组织也要加快发展，通过这些组织的训练和培养，使农民学会理性地表达利益和宽容地接受不同意见，逐渐形成农村公民文化；随着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在可控的情况下，逐渐发展农民政治组织和综合性组织，这既是落实农民政治权利的需要，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民组织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我们应对发展农民组织持审慎的态度；要特别关注虚假农民组织骗取国家物资和扶持政策问题，加大政府监督力度，引入农民组织社会评价体系。第六，就农村政治精英而言，要加大农村精英培育力度，建立农村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对农村精英进行定期的公众评价调查，为愿意且能够向政治精英转型的精英建立某种个人资本保值或增值手段，提高农村精英的参与和决策能力，释放农村政治精英发挥作用的政治空间。第七，就农民工而言，要从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权利落实、组织培育等方面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并通过适当地调整农村政治参与时间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条件。

　　总之，这项成果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研究方面，能够独成一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处于当前国内研究的理论前沿。成果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创建了未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新模式；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解决了一些学术难点，为深化农村政治发展理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成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实践；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特别是形成了5篇比较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设性意见得到了调查地政府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