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杨柳勇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BJY002），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钱彦敏、裘晓平、徐加、吕琦元、沈国良、程滢、肖文、邹妍萍等。

　　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利用外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和2009年虽然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际利用的FDI却都越过了创纪录的900亿美元，约占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十分之一。FDI的快速增长，使外资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同样重要的一部分，成为我国经济“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外资进入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效果仍不够理想，外资进入的技术扩散效应也不稳定，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不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外资质量不高的问题，它是影响我国开放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大量的外资流入基本上是在我国储蓄资金过剩和外汇储备过量的宏观环境下实现的，更扭曲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从而体现出了外资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这便是该项目研究外资质量问题的出发点。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一、外资质量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学者对外资问题的早期研究经历了从探究适度外资规模到构建合理外资结构的过渡，后期则把外资结构问题延伸至“外资质量”这样一个新名词。所以对外资质量的研究，一开始就定位在如何使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外资的来源结构等更加合理上。但是，用这些外资的外部构成来表征内在的外资质量，在方法论上是有误区的。所以，该研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外资质量研究的新边界和内涵，并把研究视野尽量扩展到与外资质量直接相联系的外资分类上，再把立足点放在利用外资后的经济效应上，以此来分析外资质量的高低，使外资质量问题的研究能够归位。

　　该成果用两个基本标准来衡量外资质量（FDI质量）：一是外商设立的投资企业技术水平本身的先进性；二是这些技术先进性能够扩散到内资或本土企业内，通过消化吸收，并由此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能力，或最后体现为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程度。这两个标准分别反映了外资的静态质量和动态质量，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动态质量。符合上述这两个标准的FDI可以认定为是有质量的。但是辨别已有FDI质量的高低，只能从总体上判断东道国过去吸引的FDI是否有质量，很难为提高未来的FDI质量提供决策依据。据此，该研究不但从总体上研究已有FDI的质量高低，而且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FDI的质量状况。对不同类型FDI，我们根据FDI与本地企业联系性等方面特征的不同，从理论上阐述了嵌入型和内生型等外资利用模式的各自特征。

　　二、我国的外资质量存在结构性差异

　　该成果认为，我国利用的FDI静态质量上是较高的，即总体上外资企业具有技术先进性的特征，但是FDI的技术溢出和动态效应是有结构性差异的。为此，该成果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实证分析我国利用外资（FDI）的质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外资质量问题，其主要结论和观点如下：

　　1.以韩国案例为例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韩国的高速成长阶段，其利用外资是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创造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韩国模式。对中国来说，韩国模式的内涵可以吸收，但过程已经难于模仿。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条以外商直接投资为绝对形式的利用外资道路，试图通过“以市场换技术”来达到技术更新的目的。但是实践中过于注重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技术消化的投入严重缺乏，造成企业的自主再创新能力依然薄弱。

　　2.以亚洲国家为样本的国家层面的国际实证研究不能证明FDI的正向产出效应。FDI占国内总投资的份额不能解释各国的经济增长，并且从系数上看还是负向的关系。这说明从总体上FDI挤出了国内投资。基于国内省份和区域的研究表明，FDI有产出效应，但呈现区域差异，东部有外资的过度投资迹象。

　　3.对广东和浙江的比较研究表明，两种模式的外资质量只有少量差异。一般认为，广东的外资以嵌入型为主，大多“两头在外”，根植性差；而浙江的外资内生性强，往往依附于民营企业，联系效应强。但我们的经验研究表明，外资质量只有少量差异，广东利用外资的直接效应强于浙江，而浙江的潜力较大。广东省FDI在竞争效应上获得正向效应，但对浙江省数据的检验则不显著。两省的差异说明，广东的外资利用存在过密现象。

　　4.课题专门以浙江的企业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研究。浙江的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较高，但外资的溢出效应并不十分大。调查样本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这说明外资的静态质量是高的；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投入对企业的溢出效应有正向作用，但效果比较微弱。对浙江省企业样本研究反映了外资的动态质量是有限的。

　　5.FDI对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各自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比较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好于内资企业。说明外资企业内部存在着较强的溢出效应。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这显然与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有别的。

　　6.以我国最具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业为例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流动而产生。说明传统产业中，FDI的技术溢出有效的途径主要是人力资本。

　　7.该成果的三个案例研究表明，外资的溢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可口可乐及其关联公司的发展无论是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还是人力资源效应都对我国的饮料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台州模具产业的案例，说明一个产业如果长期走内循环，难于技术更新，但是如果一个外来的技术先进的企业进入，或许可以升级传统产业；通过上市公司苏泊尔的外资并购案例，发现并购式的FDI同样可以提升并购双方的公司价值。

　　三、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外资政策

　　该成果提出“以外资（FDI）质量为导向的利用外资政策”，并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1.控制外资入口的质量。提高外资（FDI）的质量，首先是入口的质量，即前面讲的FDI静态质量。控制的方法包括：一是更为严格的否定菜单。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和禁止类）》，对于转嫁污染产业、高能耗等产业的投资进行入口控制。二是对允许进入的外资项目进行技术水平的鉴定。设立鉴定的制度，比如设立技术专家委员会或由行业协会作出投资项目技术水平的鉴定等。目前仅仅按投资额度进行逐级审批的办法不利于掌握投资项目的真正技术水平。三是对于拟引进外资项目的技术溢出效果进行预评估。

　　2.对不同类型的外资按质量差异进行差别管理。不同类型的FDI是有质量差异的。对不同类型的外资进行差别管理就是要强化“外资质量”导向的外资政策。如：（1）独资与合资：一般独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外资的静态质量高，但其技术保密性比较强，短期的溢出效应弱；相反，合资的溢出效应较强。所以对有市场规模的产业，外资进入的要求比较迫切，这种情况下采取合资的方式或技术合作的方式更有利于外资的技术溢出。（2）出口型与非出口型外资。出口型外资对本地的联系效应较弱，但是企业的技术含量往往较高；非出口型外资对本地的联系较强。应积极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的外资项目，有效带动前向后向的辅助性投资。

　　3.鼓励外商投资与后续研发投资的结合。对调查企业的分析表明，外资技术的溢出效应与外资投资后的技术跟进有关，而后续技术创新与研发机构结合起来。外资企业的后续研发是提高外资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产业和财税政策引导，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工艺和技术水平，推动技术、产品的自主升级，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4.伴随外商投资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比直接购买先进技术在理论上更容易消化吸收。消化吸收能力是衡量外资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必须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配套资金和技术团队，在税收、信贷、人才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缩短从引进消化吸收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之间的时间。

　　5.改善外商投资进入模式。随着外资进入数量的增加，资本市场和法律环境的改善，进入的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并购式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与国际趋势一致的。所以需要评估并购式投资的政策和绩效，改善外商投资进入模式。

　　6.利用外资与产业升级相联系。引进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外资是改善我国开放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外资质量的本义。必须根据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振兴规划等的要求来引进我国需要的高质量外资。

　　该成果扩展了外资质量的概念，把外资质量落到了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的目标下，把外资具体化为不同质量（类型）的外资，把不同类型的外资看成是非均质的，并进行多角度的实证研究，使得关于外资质量的研究能够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