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刚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福特制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项目批准号为05BJL045），最终成果为专著《后福特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发展阶段》。课题组成员有：王伟、李威、赵欣欣、孙淑琴、田艳君、李文静、郑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及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福特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根源，而后福特制的兴起和发展则使资本主义再次克服了经济衰退和危机。生产方式的新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如何生产和制造的传统认识，而且改变了人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结构的理解，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和社会转型。

　　该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考察后福特制的产生和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和演进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中制度结构的转变、劳动组织的变革和国家之间国际竞争力的消长变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后福特制首先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和变革。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和危机，皮埃尔和塞布尔(Piore and Sabel，1984)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根源，是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危机，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产业发展分水岭(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作为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后福特制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自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持续变迁和发展。生产方式的创新和演变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持续变迁的基本动因。与生产方式的演变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消长变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调整、变迁和演进过程。20世纪初，与福特制的兴起相伴随的是美国经济的崛起。随着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普及和完善，德国率先成为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特制内在局限的逐渐显现，美国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滞涨。而后福特制的兴起则带来了第三意大利的复苏和繁荣、日本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新经济。

　　二、后福特制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后福特制不仅指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包括调节经济活动的相应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化。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和政策等调节活动，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成为区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是经济转型的结果，而每一次新的经济转型都是一个包括技术、组织和制度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经济变革过程。其中，市场和技术只是这场变革的外部条件，变革的核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创生和制度结构的构建。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不同，后福特制的驱动力不再是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是实现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的基本力量。围绕着创业或创新活动，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调节，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制度构架。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仅从自由主义还是调节主义的角度界定新经济形态的制度属性，都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后福特制制度结构变革的着眼点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又被称为创业资本主义，它有效地启动和催生了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经济的全球化。新的制度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新的制度结构调节的重心不是劳资关系，而是资本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小企业的创新性竞争在新市场和技术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而劳资关系调节的重点是改革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福利国家政策，其目的是为创业活动提供拥有知识、高技术和创业意识的劳动者。其次，新的制度结构的主要功能表现为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创新活动，并通过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创新，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第三，新的制度结构要求国家干预的重心不是需求，而是供给，其出发点是提升国家和区域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减税和金融创新政策、放松管制、新的就业和医疗保障及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第四，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在创新和生产活动分离的基础上建立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体系。

　　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后福特制表现在企业组织、劳资组织、新乡村工业化、产业结构、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占主导的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从企业组织演进的角度看，后福特制网络化的企业组织安排是适应市场需求条件的多样化而内生性演进的结果。组织变革本身既是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又是企业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结果，组织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简单的照搬和模仿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看，后福特制的网络化、分包制和产业链的纵向分解强化了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需求条件的变化及其对柔性生产的需求，不仅引发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启动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乡村工业化浪潮。与传统工业化组织方式不同，新乡村工业化表现为新产业区的组织发展模式。劳动组织模式的演化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基本内核。与生产方式先后经历了单件生产、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和后福特制生产三种模式相对应，劳动组织方式也经历了从工匠学徒制到泰勒主义专业化分工，再到团队作业模式的演化。三种劳动组织模式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知识传递、创造方式，即复制、适应与创新。在后福特制中，团队合作是现代生产的一种内部网络化安排，团队合作模式的高效率来源于其共享式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模式适应了知识经济对企业知识创新能力的要求，使得企业在面对不确定市场环境时能够保持持续创新，构筑持久竞争优势。在当代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过程中，产品竞争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竞争，生产组织方式创新成为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扩散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一轮不平衡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决定变量。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从生产组织方式看，都表现为专业化生产企业的网络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国家的提出和发展是后福特制兴起和扩张的结果。福利国家的困境产生于福特制危机，创新型国家制度安排的核心是通过创新型企业的涌现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和全球化扩张。在后福特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调节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转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结构演化的基本趋势。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但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从整体上难以适应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所有权、产业、金融市场和全球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使劳资、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其中金融泡沫、有效需求不足和全球生产能力过剩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调节的另一个方面。新自主主义制度结构内在矛盾的积累，酝酿着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和萧条。2008年秋季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初步表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中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演化，是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逻辑主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不仅仅是技术和产品创新问题，还涉及到经济驱动要素的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经济发展机制和路径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转型。对后福特制的深入研究，将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