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玄学与理想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BZX03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成果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分别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玄学与理学内在关联的研究，学术界还较少涉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一论断，实际上指出了先秦以后包括魏晋玄学在内的长期的思想积累对理学思潮形成的影响。1980年代后，冯友兰先生更明确指出玄学与理学的联系，“道学的主题是讲‘理’，这是接着玄学讲的”，“在‘穷理尽性’这一方面，道学和玄学就连接起来了”。“道家批判了玄学，也继承了玄学”，“由玄学一转语，便是道学”。陈寅恪、冯友兰先生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详细的论述，却引发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这项成果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及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运用了内在理路、谱系学、比较哲学以及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理路上，探讨玄学与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作者通过充分地挖掘资料、细致地展开学术分析，对玄学与理学的关系作出较全面的分析。

　　二、成果的主要观点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两大思潮。从思想史、学术史发展的全过程上看，玄学与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成果着重探讨玄学与理学的学术脉络与思想理路，故而主要采用“内在理路”的解释方法，说明玄学与理学的内在关联。作者认为，任何思想文化产生、衍进的“内在理路”，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里探讨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外缘条件”下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

　　1．玄学、理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首先，成果探讨了魏晋名士和宋明儒家的精神境界与人格理想的思想理路。魏晋玄学家重视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提升，追求一种潇洒飘逸、优游自得、超凡脱俗的名士风度。宋明理学家也热衷于探讨“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力图把自己融于万物和宇宙之中，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恬淡自适即“胸次悠悠，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圣人气象，这显然是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但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学家的圣贤气象则总是体现出一种恪守礼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理学立足于日常行的社会伦理关系对魏晋风度进行了改造与继承，在提升精神境界、追求圣贤气象的工夫方面，提出一整套思想学说。其次，探讨了玄学、理学的身心之学的思想理路。身心之学是关于个体存在的学说，是对与自我相关的身体与精神的思考。身心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思想基础，同时也表达了魏晋玄学的学术贡献。本来，魏晋名士在建构个体的生存哲学时，强调人的身与心、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体存在，故而对个体存在的身心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魏晋名士的身心观念也影响了宋儒的身心之学。宋儒的身心之学是包括个体存在与道德修身双重涵义，并且建立在身心一体的思想基础之上。魏晋的身心思想为宋儒解决个体人生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玄学、理学的身心之学存在一脉相承、前后发展的“内在理路”。其三，探讨了玄学、理学的性理之学的思想理路。“性理之学”则是一种将人的内在本质与宇宙的普遍法则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由人道而及天道的“究天人之际”的理论与学说。玄学家们对先秦诸子讨论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学上的提升，从而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学”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两宋的儒家学者不仅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学”的名称来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且他们在思想的深刻性、学术的系统性、理论的完整性方面完善了性理之学。本文从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视角揭示了玄学与理学的“性理之学”的建构过程与思想理路。

　　2．玄学、理学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第一，经典诠释方法的发展理路。玄学采取了注释经典的学术形式，在经典诠释中，玄学家一反汉儒重视章句训诂的注经传统，着重发挥经典义理，通过言意之辨、本末之辨阐述自己的经学观点，启发人们的哲学思考。这种经典诠释方法，给理学以深刻的影响。理学家疑经惑古，突破了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注重通过言意之辨、体用之辨阐发儒家经典，表现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征。第二，儒道会通精神的理路。玄学是儒道兼综的思想体系，他们以道家的思想诠释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道家化，从而兼容儒道而自成其学。受这种会通精神的影响，宋代理学家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也不拘囿于儒学门墙，而是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中的种种思想资料，对它们进行改造而融入自己的经学研究。所不同于玄学的是，理学学者在诠释经典时，反思了玄学的缺陷，牢固地坚持了儒家本位的立场。第三，《周易》义理学的建构理路。玄学与理学均重视对《周易》义理学的诠释，并表现出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理路。玄学家王弼的义理《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他最早以本末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周易》，因此而成为《易》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人物。理学家程颐的《易》学为儒家建构形上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如果将王弼《周易注》与程颐《伊川易传》做一对比考察，可以发现这两大家的义理《易》学之间学脉相承。本成果从《周易》义理学的建构过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义理《易》学与玄学的义理《易》学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第四，《论语》诠释的学术理路。本成果从经学史的背景上考察玄学、理学的《论语》学，发现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二者均是经学中的义理派，均把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内圣之道的拓展与建构上，均认为自己诠释《论语》的使命就是要将《论语》中孔子不讲的“性与天道”的形上的意义发掘出来。玄学、理学的《论语》学之间也存在十分鲜明的学术理路。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玄学与理学，初看起来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学术形态、思想体系，但是进一步细究，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理路。这项成果所做的关于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探讨，就是希望在玄学、理学的不同学术形态中寻找其内在关联。成果重点解决了玄学为什么会转型为理学、理学是如何汲收玄学并发展成中国传统主流学术思想的重要问题。对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对玄学与理学内在关联的研究，同时还能够使我们加深对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和连续性的思考，深化对中国文化恒长生命力原因的理解。玄学、理学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对先秦儒、道两家学说的会通，从而体现了秦汉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向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玄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兼容儒家，故而被当代学者称为“新道家”；理学则是以儒家为主体而兼容道家（也包括佛学），故而被当代学者称为“新儒家”。宋儒在回应佛教挑战实现儒学重建中，十分重视整合传统资源；而宋儒在整合传统资源时，对玄学的继承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魏晋玄学在个体安顿、哲学思辨、修养身心三个方面是先秦、汉唐时期儒学所不及的。玄学作为一种能够用来对抗外来佛学的重要传统资源，正好能够为儒学重建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成果选择玄学与理学的思想理路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宋儒是如何利用传统资源回应佛教，实现思想文化的时代更新、理论重建的问题。

　　成果不仅探讨解决了玄学、理学演进的内在理路问题，还可以为思考中华文化为何能够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的重大问题提供论据。中国思想传统本来就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立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视角，产生了一套独有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内在理路”充分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通过对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的个案研究，最终指向对“中华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个没有中断、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的理解和解释。这一点，又对当代中国如何充分利用传统资源、为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