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程大学刘英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意识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BZX02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高云涌、樊小贤、张云阁、杨魁森、曹卫国。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隶属于政治学、哲学范畴，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科技意识形态怎样形成、何以形成、科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异同、怎样破解和超越科技意识形态、对中国语境下的科技意识形态怎样评价，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

　　作为为一定社会和阶级定向的价值信仰体系，技术霸权时代，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新类型：科技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科技负载价值论，科技价值中立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本身。科技在何种意义和层面成为意识形态是需要严格限定的。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出现植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性，同时又是西方近代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具体说来，它是伴随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趋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国家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

　　科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二者建立的理性基础不同，传统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体现着价值理性的要求；科技意识形态被科技界定，体现着工具理性的要求。两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及运行机制不同，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价值理想性、服从政治统治机制；科技意识形态具有工具性、服从无意识和技术经济机制。两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不同，传统意识形态是强制性的政治统治工具；科技意识形态通过生活方式进行控制。

　　科技意识形态的产生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回答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面对冲击与挑战，必须实现对马克思文本从知识论向生存论的重新解读。从生存论角度看，政治意识形态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往往带有虚假性；科技意识形态以物的尺度为出发点，不能解决应当和价值问题。它们都不是从人的本真生存和全面发展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对人的控制、操纵出发考虑问题。从生存论视角看，意识形态就是为一定社会群体定向的意义系统、价值体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需要。

　　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表现在：科技渗透进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中，可以提高意识形态的科学化程度；科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发挥作用，改变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科技成为意识形态，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可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扩展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促使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和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技意识形态形成后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负效应，因而必须限定其界限和作用范围。科技意识形态化是工具理性扩张的表现，意识形态技术化是意识形态危机的补救方案，所以破解科技意识形态负效应，一方面要克服科技异化，另一方面要重建价值系统，简言之，即重建意识形态理想。这项成果认为，破解科技意识形态不能采取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的做法，也不能效法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因而只能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从历史生存论视阈观照这一问题，把科技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与现代性危机和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结合起来，把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生存论旨趣和人类生存的二重性结构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存在论根据和价值基础，才能破解西方近代以来从知识论视阈观照科技而形成的科技意识形态。

　　生存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承诺和终极解释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并未提供解决问题的现实具体方案，应该说提供现实方案和具体对策不是哲学的工作，然而从技术经济学、技术社会学、技术哲学角度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还是有必要和可行的。在当今技术霸权时代，控制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技术能否控制，怎样控制，控制的主体是谁，控制的方式有哪些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做出回答。这项成果认为，技术控制的理论依据是技术的社会属性及由此引发出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技术控制的价值目标就是人（社会）、技术、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即技术的生态化、人性化、民主化。技术控制的社会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控制技术的实质是控制人，控制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发展观、技术观。技术控制的手段有两种：技术民主手段、伦理政治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科技兴国、现代化正加速成为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对意识形态给予清晰的价值定位，对当代意识形态的理想型进行揭示，对已经出现的意识形态新变化给予响应。

　　中国语境下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与西方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在西方，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两千多年来理性主义传统与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工业资本的逻辑必然，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在中国，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民族危亡之时，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自觉选择。在西方，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作为生活方式发挥作用；在中国，科技成为意识形态尚未在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扎根，它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的历史使命、价值追求。在西方，科学与技术并驾齐驱；在中国，人们更注重的是技术的实用性、功利性，因而科学精神至今仍缺乏。这是我们研究科技意识形态时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

　　中国现代化事业要求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把科技当做意识形态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工具理性，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同时，对内可以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可以加强与世界上一切以现代化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的联系，避免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

　　面对科技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了一些变化。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曾经干扰和破坏过科技的发展；科技成为意识形态，要求我们遵循科技发展规律，把科技兴国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赋予其权威地位。传统社会，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认识功能；科技成为意识形态，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把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传统社会，过分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的辩护，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忽视了绩效与制度结构的作用；科技意识形态要求用科技手段处理问题。另外，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能否抵消科技意识形态的负效应，能否实现中国语境下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怎样整合等问题也要求我们做出回答。科技成为意识形态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这些负效应是由于科技理性无限膨胀，价值理性无限萎缩造成的，所以要克服科技意识形态负效应，必须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平衡。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所走道路应该是不同的。在西方，是让科学回归人文；在中国，二者应该是互补关系，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培养科学精神，进行理性启蒙。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从整体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实现现代转换，建立科学与人文统一的综合性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建设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非常重视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虽有自身特点，然而也会受到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必须借鉴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克服科技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这项成果对科技意识形态的系统研究以及对科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霸权地位、政治多极化、价值观念多样性等时代背景，要体现意识形态的科学化、稳定性、包容性、开放性，把科技兴国、现代化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更广泛地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投身于现代化建设，把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最高标准，淡化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