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何友良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项目批准号 04BDJ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这项成果全面考察中国苏维埃制度及其规制下苏区社会的来龙去脉，重点研究苏维埃制度、苏区社会、革命与社会中的民众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注重解读苏区基层政权、社会组织、各阶级阶层民众、制度与政策绩效等问题，从苏维埃制度的兴替得失和价值影响探究中国革命这一阶段的主体实践、实际内容和历史定位。其主要观点是：

　　1.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取消，是一个存续10年的客观历史存在，具有时代性和合理性。首先，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出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文化基础，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条件下既有自觉成分而又被迫无奈的选择。“自觉”是指在近代高潮迭起的救国思潮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在经历民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纷乱无助后，从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遇和寻求崛起的角度认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并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实行社会革命，建立苏维埃社会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选择的救国救民道路。“被迫”是指由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排斥与杀戮促成。突然降临的分裂与杀戮，断绝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建国方案的认同，也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和如何坚持革命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外部支持，苏维埃革命遂在南方农村兴起，苏维埃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改造中国的制度模式和路径选择。其次，1937年取消苏维埃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行为，是在民族存亡的新形势下，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为实现团结抗日救亡图存而主动实行的选择。期间，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制度内在弊端的深刻反省。苏维埃制度的采用和放弃，都使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了相对于国民党的制度竞争力，从而争取了人民群众，解决了革命与民族的生存之道。在采用和取消苏维埃制度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关于“两个必要、两个正确”的解释，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2.中国苏维埃制度是模仿苏联经验的产物，从制度、社会到机构名称都充溢着浓郁的苏联色彩，但期间也具有中国的元素、特点和创造。一是对苏联制度套用中有创造，它既表现在革命地域和对象的不同，更表现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方式、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权性质的不同。二是对资本主义政制否定中有吸纳，最明显且出色的即对现代审计制度的吸纳和使用。三是着力于改变国家与社会、地方、人民的关系，在地方各级政权的构成与运行上，植入了以选举和会议为中心的民主新内容。四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探索。然而，苏维埃制度也存在难以排除的根本局限，即制度蓝本与中国革命性质不对应，从而造成了阶级关系、社会关系过于狭窄和紧张，引发了许多政策和社会问题。

　　3.苏区基层政权是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核心优势，其构架与功能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实现了基层政权和社会的重建及国家权力向最基层农村社会的延伸。苏区注重基层政权建置，建设了县、区、乡三级政权机构，尤以市、乡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将最基层社会纳入了正式行政体系。基层政权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全面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的职能，是一种全能型政权。从本质上说，苏区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是民众权利、义务和苏区社会模式、规范及其实现方式的完整体现，在性质、运行方式和与群众的关系3个重要方面与旧制度下的乡村权力体制具有重大区别，它是对传统地主乡绅政治的超越，对平衡和协调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提升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效用明显。

　　4.群众性社团组织的建置与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权与社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成为苏区社会运行、力量组合和民众参与的重要渠道，是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另一核心优势。“群众组织发达，没有人不有他特殊利益的团体”成为苏区社会的独特优势。苏区社团包括直接组织工农政治生活和维护其基本权利的组织、纯政治性宣传性组织、慈善救济性组织、经济类组织和军事自卫性组织等。新社会组织的建立，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社会力量的培育和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它不但为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途径，而且成为整合基层社会的新平台，有助于调适政权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合法利益。它初步提出了实行农村社会民众自治的新路向，是苏区社会重建中富有现代意义的创举之一。

　　5.苏维埃制度和社会的又一核心优势是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合法性制度设置保证工农大众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一切革命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苏维埃制度的设置，将工农大众放到了社会的首要位置，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合法性渠道，突出了制度与社会的人民性和阶级性，确立了工农大众的主体地位和动力作用。民众通过合法性渠道以多种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如直接参加政权和议理政事、作为选民参加选举和提案活动、通过社团组织融入政治、参加政治活动等是苏区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苏维埃制度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制度化渠道，民众通过合法性渠道以多种方式投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与作为主导者的政党、政权协同奋斗，是苏区民众参与政治的基本模式。总体而言，苏区的民众政治参与，对苏维埃政治是一种制度性建置，表现出其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基本性质，对民众是一种有益和有效的政治训练，促使他们改变过去不闻不问家外事的习性，逐渐接受政治意识和新鲜观念并在工作创造性上表现出来。苏区政治参与也存在不平衡，主要是各阶层的参与度并不一致，参与的内容和程度也有不同。

　　6.苏维埃制度的采用和实践，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模式的探索与实验，既有重要的成果，也有重要的教训，它们是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宝贵资源，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实践经验和精神遗产而言，一是它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新、社会重建的历史新进程，为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它揭开了以新的政治制度改造传统农村的大幕，为农村社会变革提供了初步的框架与思路。三是它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核心的基本制度遗产和精神价值，并在其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后来影响最为长久的政治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基的执政制度及其一系列基本准则、精神观念和活动方式，提倡和实践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如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文明卫生、严禁烟赌嫖盗和反对封建迷信等等，在形成和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起步和开端的作用，不少内容至今得以承继和留传，依然成为社会运行的有效原则。四是苏维埃制度的实行和社会的重建，影响了国民党和全社会，加深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五是苏区时期制度创设和社会重建中的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及其后思考制度建设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借鉴。中国苏维埃制度属于非原生型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发现其基本价值的同时，也觉察出其不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内在弊病。南方苏区的实践和陕北苏区时期的反省，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制度的认识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经验。

　　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以新的研究视角和大量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在近代社会进步的背景下考察中国苏维埃制度与社会史，对苏区社会和民众状态进行系统、整体和深入的阐释，揭示了苏维埃制度兴替的历史价值和经验教训。这在对苏区历史的认识上具有较高的深度，有助于深化对苏维埃革命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推进苏区史的学术建设。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对苏区制度和社会建设经验教训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进步的深刻内涵，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致力社会改造的思考与贡献，总结富有久远价值的精神财富，探讨农村社会改造的路径和方法，为新世纪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