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党校蔡世忠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党内矛盾问题研究》，于2001年立项，2003年8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新时期党内矛盾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有：余少君、郑志飚、王心起、岳东峰、辛荣、闫朦。现将该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内部矛盾的不断运动中向前发展的。”(1)工人阶级政党也是在内部矛盾的不断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
一、新时期党内矛盾出现新情况、新特点
新时期党内矛盾，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很大不同。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的变化，使党内矛盾出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我们应该形成新的认识和思维，用新的原则和方法解决党内矛盾。
(一)利益矛盾成为党内主要矛盾
过去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党认为，党内矛盾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党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甚至一度认为，党内矛盾是社会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继续和反映。现在我们研究认为，党内主要矛盾，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是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表现在物质利益上，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物质利益上的矛盾是思想认识上矛盾的根源；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物质利益矛盾在观念形态的反映。拥有6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党内，由于党员社会身份的分化及党的富民政策的倡导，党内出现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党员群体，同时也由于市场竞争的缘故，党内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党员群体。这两个群体在理想信念、政治要求、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给党的集中统一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挑战。
(二)制度、体制不健全，是党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以往分析党内矛盾产生的根源时，常常着重于从“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上去寻找。自从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为我们从制度上分析认识党内矛盾打开了新的思路。我国现行体制中干部职务任命制造成一些干部不能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导致干群矛盾突出；新旧体制转换的无序性，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经济而设租、寻租，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权力过分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易使党内不正之风盛行，造成党群关系的疏远；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党内许多偏失和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和解决，等等。这些制度、体制上的弊端，造成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和党群关系的不协调化。解决新时期党内矛盾，既要解决好思想作风问题，也要克服制度、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
(三)根本利益是否一致是划分党内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主要标准
过去在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发生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未能根据根本利益是否一致来判断党内矛盾的性质。可能认为党员都是“无产者”，就忽视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致把思想认识上的不同见解及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纲”上“线”，夸大到极端，甚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党内矛盾扩大化。现在，在社会利益多样化、党内利益矛盾显现化的情况下，无论处理党内矛盾或社会矛盾，都要把根本利益是否一致作为判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标准。只要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无论党内或社会上，利益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党要宽容、包容利益多样化的现实，同时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引导，使各种利益群体协调发展，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四)某些腐败现象正在向既得利益集团演化
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长远性、战略性思考。这是总结苏东共产党失败的严重教训及我们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历史性课题。苏共就是毁灭于党内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之手的。这个集团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滋生、在上个世纪改革之时日益坐大。他们不顾苏联人民的疾苦，疯狂鲸吞社会财富，最终殃及全党而被人民所抛弃。我国仍然处于腐败的易发、多发期，某些腐败现象正在向既得利益集团演化，出现了值得警惕的一些特征：(1)以权谋私案件有的已由交易型发展为攫取型；(2)权力的利益属性尤其是非法利益属性越来越突出，少数党员干部的特权越来越大；(3)越结越复杂的“关系网”和集体腐败，成为腐败的顽症；(4)犯罪分子由个体行为向家族、团伙行为发展；(5)权力寻租、设租现象增多，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6)资本积累型腐败特征日益显露，违纪违法的目的从消费享乐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化；(7)腐败正在向政治领域渗透，向“一把手”扩张。长期执政的党，容易滋生和积蓄既得利益，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现象，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这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五)解决党内矛盾的着力点是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是指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政治权力为支撑、对公共资源享有特殊支配权的利益共同体。这个集团一旦形成，将对社会的公正、公平具有巨大危害。其发展规律是渴求窃夺更大权力，攫取更多财富。沈阳慕马集团和厦门远华集团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危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危害的要害是权力，因此在治权上狠下功夫是关键所在。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一是制约特权，做到公共权力集体行使，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对个人独裁和专断；二是规范权力，对每项权力进行严格界定，加强内部监控，使权力依照法律规定来运行；三是分解权力，对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合理分解和下放，并形成互相制约的制衡机制，有的可以转移给市场或中介组织，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四是监督权力，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要公开、透明，让人民多渠道、多层面、多环节地对权力进行监督。 二、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党内矛盾的新的原则和方法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时代高度，要求从团结、协调、理解、尊重出发，用发展的思路，着眼于增强党的先进性、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于党的兴旺发达和党的事业的长远发展，处理好党内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合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二)从社会主要矛盾上把握党内矛盾。党内矛盾是社会矛盾的缩影和反映。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决定了党内矛盾的根本性变化。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已不占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围绕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而产生的矛盾。换言之，即由“斗争矛盾”转向“发展矛盾”。发展矛盾只能用发展、协调、包容、理解的思维来解决。
(三)从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变化上把握党内矛盾。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巨大变革之中，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对于改革、发展而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来解决。处理这类矛盾，切不可就矛盾解决矛盾，应该放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去思考。有些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改革措施的到位就会逐步解决。比如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不能操切过急，用抽肥补瘦、截长续短的办法削平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法律和政策的调控下，贫富差距是会降低到合理的范围内的。
(四)从党的发展变化上把握党内矛盾。前面说过，我们党已经实现了两个历史性的转变。“两个转变”集中起来是说由革命党上升为执政党。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领导建设，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的。为此，党要由革命时期强调党的阶级性转向建设时期突出党的先进性；由革命时期强调党的斗争功能转向建设时期突出党的整合功能；由革命时期鲜明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转向建设时期既要代表好工人阶级利益，又要代表好全体人民利益；由革命时期追求单一性、纯粹性转向建设时期的宽容性、包容性。党内矛盾已不主要同“斗争”相联系，而是同“建设”相联系。增强先进性、整合社会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
(五)以“经济事实”为依据把握党内矛盾。“经济事实”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力量”。(4)以“经济事实”为依据研究党内矛盾，不仅能看到隐蔽在矛盾后面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提醒人们，把利益矛盾作为关注点，把握好党内矛盾的新特点。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就能造就党的兴旺发达。历史的经验证明，巩固而坚强的政党组织往往构成抵御风险、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政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就是腐败的机会和风险的降临。党兴则国强，党衰则国弱。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党内矛盾，导致党在总体上软弱涣散。我们要以苏为鉴，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造就党的坚强有力，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注释：
(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27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96页。
(责编：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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