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6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的认知基础和结构研究”（批准号：10ZD&064）开题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谢遐龄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黄华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周山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徐洪兴教授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荣跃明主任等学者、专家汇聚一堂，共同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出谋划策。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副校长朱自强教授致欢迎词，对专家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华东师大社科处许红珍处长代表学校职能部门发言，表示将全力支持项目的研究工作。
会议期间，项目首席专家杨国荣教授从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课题的总体框架、预期目标和基本内容、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行性研究、研究拟突破的重点难点问题及主要创新点和特色等方面阐述了课题研究计划，并提请与会专家评议。与会专家经过提问和认真深入地讨论，形成了论证意见如下：
（1）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该课题立足于当代广义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大视域，以中国文化自身的展开为主线，系统深入地探究中国文化的认知特征、基础和结构，这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文化、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走向世界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我国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该课题的立项既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相信预期成果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研究目标明确、总体框架合理、逻辑严密。该课题的设计和论证紧紧围绕中国文化的基本认知特点并充分吸收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加以展开，很好地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新特征和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而子课题设计内容新颖、层次分明，既注重各自的研究重点和具体问题，又能体现各子课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统一。
（3）课题采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与课题的预期目标相匹配，而一个多学科的、富有朝气的研究团队将能够为研究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
总之，课题研究目标清晰，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路线可行，课题预期成果值得期待，同意项目开题。鉴于该课题宏大且难度很大，建议课题组能进一步突出研究视角和重点，明确具体分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展开联合攻关，以期在设定的时间内取得丰富的创新性成果。
开题会专家发言摘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黄华新教授：就杨老师的开题报告本身而言，我的感受是：一、目标明确，看到的问题实在，选题本身非常有意义；二、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的表述清晰；三、子课题间的逻辑关联严谨。对于课题的具体运行，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文化与认知这个主题跨度大，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或许应该策略地选择一些问题，有所收敛。其次，课题既然是以认知基础与结构为题，应该注重认知科学的背景，整合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源，使认知方面的内容更有实在性。第三，也是开题报告中提到的，可以适当地采用访谈和哲学实验等方法，借鉴认知科学研究中必要的经验导向和实证证据的支持。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课题的选题意义重大这一点我不再赘述。我主要想谈的是如何在不影响课题的研究架构和逻辑设定的基础上，将课题的研究范围进一步限定和收缩，使之更具可操作性。首先，在课题的题目说明方面，可进一步强调这里讲的中国文化是指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从而缩小研究范围。其次，在子课题题目和内容的设定方面，看看如何才能既将各个部分做得更具体更深入，同时又不影响其本来的选题宗旨。我有一些粗浅的想法，例如，将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语言与逻辑进一步限定为知识与语言，将中国文化中的践行之知限定为治国实践中的认知，将中国传统宗教理论与实践的认知维度限定为宗教实践的认知，将中国艺术审美过程中的认知维度集中于绘画过程中的认知，将对中国文化生态中日常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的选题缩小为认知与实践的脱节现象等。
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周山教授：课题设计的一大特点就是有意识地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寻找中国文化特有的认知方法与认知途径。但是这面对的一个困难是，谈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大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的建议是将文化具体化，具体到文字。中西文化的差异最集中体现于中西方文字的差异。中国的思维方法一开始就是从象形文字起步的。西方人由文字走向思维的演绎，中国人由文字走向思维的类比。因此，若研究中国文化的认知结构，首先关注的表达方式应该是类比，然后再来关注类比与辨证的关系如何表达。
复旦大学哲学系徐洪兴教授：这个题目的一个做法就是找差异，既然中国文化对应着西方文化，那么从中国文化的认知结构与西方文化认知结构的不同点切入，就是个很好的出发点，这一点在课题的开题论证中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考虑到课题的研究团队大都是哲学背景，所以我觉得课题的研究应该要扬长避短，发挥哲学学科的长处与特色，发挥哲学思辨的强项，将研究的重点落实到形而上的抽象层面，而不是形而下的经验层面。所以，我认为课题的研究方向不是向下沉（到语言、文字、心理、神经科学），而是向上提（到形上层面），寻找一种根源性的东西。哲学就是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既然这个课题落到哲学，我们就做哲学的分内事，即提出基本原理，而包括对审美的、宗教的、践行的、治国的种种认知的分析，都是对基本原理的运用。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谢遐龄教授：对课题开题的论证报告，我的总体印象是很深刻同时也很全面，这也体现了首席专家和研究团队的整体实力。我有这样一个建议：因为这个题目非常大，所以有必要在导言部分，对题目中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基础和结构”从各个层面进行限定。首先需要限定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概念，这里特别涉及到一个古今问题，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中国人认知方式的影响。其次，在保证课题结构完整性的同时，需要对课题研究的内容进行限定，并阐明重点。第三，要限定主要研究方式是哲学的，而非其他学科的。虽然语言的、心理的方面也可涉及，但是重点应该在哲学。第四，还有一些具体方面。例如，在践行之知的部分，除了讲治国实践中的认知，是否可以也讲讲法制实践中的认知，因为中国古代讲礼乐刑政，刑就涉及法的方面。另外，在价值观念调查中，是否可以选择一些极具现实的问题，如商人经商过程中的认知模式。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