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之母”，文化对于金融市场的作用不容忽视。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使我国金融体系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2001年9月在朱镕基会见索罗斯的谈话中，索罗斯提到“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个监管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该向机制化发展”（《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243页）。索罗斯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了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在当今时代，文化因素已成为经济竞争的核心因素，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得主动。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作为“制度之母”，对于金融市场的作用不容忽视。

　　但文化对金融的影响，却是近年来才成为研究的焦点。例如，福山认为，作为伦理习惯的文化，有的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有些则不具有。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习俗称为美德，并且这种美德可分为个体性品德和社会性品德，个体性品德是指个人能完成的文化习俗，如节俭、努力、敢于冒险、富于理性和开拓精神等；社会性品德指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才能完成的文化习俗，如诚实、合作、责任感等，它具有社会性，被称之为社会资本。圭索、萨皮安泽以及辛格勒认为：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对人们的预期和偏好有着直接的作用；而人们的预期和偏好，则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对经济金融绩效产生影响。信用与金融发展关系密切，在金融市场主体间信用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斯塔茨和威廉姆森认为，文化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金融：（1）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文化；（2）文化影响制度，比如法律体系就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3）文化影响资源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分配。总而言之，经济学家已认识到，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应当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经过多年的探索，实现了巨大的制度变迁，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金融政策制定应遵循什么的原则来进行顶层设计，如何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控我国金融发展的大方向，保持金融体系良性运作，避免金融过度的弊端？面对行业信用危机、市场低迷的现实，金融企业如何寻契机、求发展？另外，最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法制逐步健全、金融监管日益加强、金融刑事之网也越织越密的情况下，金融领域中的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贪污侵占、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仍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高学历、高智商、高薪酬的金融界精英，并不缺乏法律知识与道德素质，为什么面对诱惑却会迷失本性，见利忘义，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究其所以，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机构、体制、法律等正式制度建设固然至关重要，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也不容忽视。因为金融仍是以人作为主体的金融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其价值观、道德规范、内心信念的影响。如果说金融从业者只作为一个“经济人”，一味将追求个人利益或公司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则必然会一叶障目，选择通过违反法律法规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另外，金融市场是社会信用的产物，金融活动一般以信用工具为载体，并通过信用工具的交易，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来实现货币资金使用权的转移。这一特性也决定了社会信用文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领域。

　　在中外金融史上，将金融与文化有效融合的成功者不乏其例。“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经营理念，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将自己的成功经验总结为：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中国金融史上的晋商文化，深受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诚信”为根本，“仁义礼智信信中取义，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由此所形成的诚信文化、管理文化、激励文化、创新文化、犯罪预防文化、危机处理文化等等，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如何构建金融文化机制，就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需要深入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使我国金融体系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好与金融相关的文化机制建设，主要需遵循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则：

　　一、以人为本，树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的金融理念

　　以人为本，即我国传统文化中“仁”的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就是要以人为中心，尊重对方，将心比心。树立“人本金融”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表现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就是要从着重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出发，由当前过于偏向保护金融机构利益转向保护金融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持金融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表现在金融企业文化方面，就是要“以员工为主体”，尊重关爱员工，关心员工的需求、情感与发展，实行人性化管理；表现在金融服务方面，就是要“以客户为主导”，把消费者需求作为金融服务的出发点，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把服务客户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文化自觉。

　　二、诚信为基，建立团结协作、有序竞争的金融格局

　　诚信不欺，是以前票号的唯一标榜，也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生命。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称作“诚信”，认为它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诚实不说谎是人生教育中的第一课。我国历史上的晋商文化、徽商文化、吴越文化等地方金融特色文化，所尊崇的儒商文化，都是以诚信作为根本。

　　金融业由于所经营的对象、内容以及经营关系的特殊性，从一产生就和诚信相伴相生，金融机构的地位源于社会对其信用程度的认可，金融产品更是围绕于信用价值的“信用工具”，信用对于金融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一些金融企业也都将“承诺是金”、“笃守诚信”等作为自己的经营信条。

　　诚信文化建设，还体现在金融同业间的相互协作。同业之间不能“互挖墙角”，采用不正当手段抢占市场，造成同业之间互不信任。而应当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小企业尊重大企业，互利共赢，有序竞争，才能做大做久做强。

　　三、智慧创新，科学发展，以智慧促进文化自信

　　《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说，智慧、仁爱和勇敢，是实现理想社会秩序和谐所依赖的三种基本品德。

　　智慧发展的首要表现为创新。创新是金融行业活力的源泉。通过金融工具、金融服务、交易方式或融资技术创新，针对客户不同需求，设计不同产品，满足不同需求，从而增强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

　　智慧发展，还表现在要有长远目标，避免短期化经营行为。不要因过于注重短期业绩考核，而忽略了经营思想、经营规划和管理过程，造成金融企业管理上的短期行为。

　　四、义中取利，勇于担负社会责任

　　金融业的其特殊性决定了其应当承担起更为重大的行业责任。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方式并不仅仅是指捐款、做慈善或做公益，做好本职工作以造福人类就是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最首要表现。从当前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现象可以看出，金融企业还是要发扬“人本金融”、智慧创新，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五、继承传统，返本开新，塑造现代金融文化精神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造成了很大冲击。面临巨额资金的直接诱惑，人性中的许多弱点往往会被放大。例如，信用卡的广泛持有，不仅仅是消费方式的改变，也使一部分人传统的节俭、审慎、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逐步为奢侈、贪婪、超前消费甚至是不计后果的观念所代替。社会实干与创业精神的日渐衰减，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导致金融诈骗、贪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传统美德对当今的金融文化建设非常有益,如诚信、克俭、勤奋、仁爱、互助等等,都需要加以弘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融从业者要内诚于心，外信于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随遇而安，不过分，不贪婪，心态平和，反对赌徒心态，要做“居易俟命”的君子，不做“行险侥幸”的小人。

　　金融企业加强金融文化建设，要针对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开展金融伦理与道德教育，培养金融职工敬业、忠诚、稳健的精神，提高金融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的文化素质，塑造现代金融文化精神。

　　六、凝聚人心，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国际间的金融竞争，被比作是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虽然没有硝烟，但巨额财富却在其间被强国巧取豪夺，只有通过文化建设塑造金融软实力，增强民族意识与凝聚力，掌握在国际斗争中的主动性与主导性，才能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

　　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加强金融文化机制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借用涩泽荣一的话来说：“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本文为顾肖荣研究员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