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成果简介中国社科院张平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项目号06ZD004）,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经济增长前沿II: 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一、结构与主要内容

　　该成果由八大部分30个报告构成，总计约70万字。通过理论分析和数量化表述，广泛地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中国经济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重大挑战，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改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内外关系、宏观稳定，以及进行结构转变的条件和战略调整方向等重大命题，对未来20年的发展情景进行了模拟，提出了政策结论。主要内容如下：
　　主报告。分析了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思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新增长机制；基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两大动力，对中国2010-2030年发展情景进行了增长模拟；最后提出了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政策选择。
　　专题一：中国经济的总体评估及国际比较。包括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中国“增长奇迹”的再审视；资源禀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俄比较视角；英美德日中五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若干增长与结构变革特征的比较分析等4个分报告。
　　专题二：要素结构配置和技术进步。包括资本形成与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扩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结构配置路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等5个分报告。
　　专题三：空间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包括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中国城市化和第三产业就业；城市化过程中财政收支结构转变和促进结构变革政策；快速增长中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等4个分报告。
　　专题四：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包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金融结构调整、增长机制转型和政策选择；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新重商主义”及其改进思路：对外开放模式的一个审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季节协整分析及其含义等5个分报告。
　　专题五：经济社会稳定与福利改进。包括“倒逼机制”、福利刚性和选择性激励；经济结构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稳定和政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和平衡：挑战与应对；福利改进与社会发展等4个分报告。
　　专题六：冲击、危机与复苏。包括资产与通货“双膨胀”格局及其治理对策；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宏观政策有效性条件、运行机制、效果和复苏后的抉择等3个分报告。
　　专题七：战略转变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大国效应与模式转变；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世界经济创新长波、发展范式演进与中国的对策等4个分报告。
　　二、主要观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现有的实际发展速度外推，不出大的意外，2012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人均5000美元，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区间，2020年前后达到8000－10000元，接近于中高收入国家下限，因而从现在起到2020年期间将是一个发展关键期和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期。这些挑战源自非均衡的赶超型增长结构和与之相配套的增长方式和机制。只有改变赶超型的非均衡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施适应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以空间再配置为基点的“结构均衡增长”，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在下一个30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行列，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调整过程或将是长期的，但战略转向的启动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已是时不我待。
　　中国经济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重大挑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每10年中平均有5年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年份，按现有的趋势中国未来十年只要保持稳定的增长，不出现大的意外，人均GDP可达到8000～10000美元。但随着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奋进，（1）人口红利、工业化、国际化等因素推动下、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将逐年衰减。（2）长期的经济赶超积累了较多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着内外失衡，过度投资，环境和资源制约，城乡不平衡，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等发展中的诸多老问题、新矛盾，在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潜在隐忧更加凸显。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宏观管理能力不断受到挑战，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3）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全球经济大调整已是必然，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经济社会结构如不能在此期间做好调整，增长方式不能转型，经济增长就将受到“停滞”性的挑战，可持续是困难的，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机制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已经从现实经济的矛盾中直面而来。
　　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和国家战略调整。结构失衡源于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经济规模扩张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已经证实，赶超基本上是以结构失衡为“常态”的。但是其可持续一定会受到挑战，赶超的结构失衡会累积经济和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并将原有的赶超机制转变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如果继续沿着原有的机制轨道高速增长，就只能使原有的问题不断累积加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没有调整结构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余地，不仅增长出现问题，导致经济和社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徘徊，而且风险会越来越大。
　　为此，中国应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际就启动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大调整过程。其调整方向，是要矫正赶超干预下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机制，转向一个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空间再配置”，以此推动结构均衡化的增长：
　　（1）以“空间再配置”作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着眼点。促使市场重心由国际市场（外需）转向国内市场（内需），要素由沿海向中西部流动，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市群落发展。
　　（2）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作为结构均衡化的调整机制。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规划，应逐步通过财税等改革激励政府转型。只有从建设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并清除大量的市场上的垄断和歧视，才能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结构才能不扭曲，均衡结构的调整才有了机制保障。
　　（3）以社会和谐稳定为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项民生工程，在克服市场缺陷、创造一个较少贫困和疾病的社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还是保增长、保就业的长效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由于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福利得到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延时消费可转化即时消费，因此可促进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
　　（4）以中国与世界互动作为内外需均衡发展的基准。中国的全球化步伐在加快，与全球的互动在增强。这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还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安全、资源利用等诸多方面。人民币结算、资本项下可兑换、区域货币合作、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IMF改革等都是中国需要关注的议题。还应当密切关注全球金融监管正在面临诸多可能变革，并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融入自身的金融发展中。
　　（5）以低碳经济作为调整人与自然均衡的新契机。从长期看，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这个资源严重短缺、高投入、环境污染严重的发展中大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能以此为契机，改变工业化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启新能源革命和消费革命，或许绿色约束反而会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经济进行战略根本性转型、消除结构性失衡才能逐步进入均衡增长，而结构均衡化转变又依赖于新的增长机制。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新增长机制。现代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自然以及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国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包含着结构、机制、福利激励的发展的过程。由于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结构和机制调整困难。在存在着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转型就是必须的。中国当前仍存在着结构转变的规模收益递增条件，政府干预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条件存在，因此调整结构的任务就会在短期影响增长速度和效益。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必须更广泛地探讨政府干预性政策偏向、宏观稳定、内外关系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改善，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逐步将经济增长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为：（1）增长导向的发展目标。（2）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3）全球配置、“干中学”和竞争性模仿机制。（4）国家动员型体制和政策强干预。这种模式和机制取得了成功，也累积了问题，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条件下，这种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据有关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发生明显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目标的重要方面。如果在此阶段政府仍然过度集中资源并主导增长机制,导致政府长期高综合负债率,企业税负压力加大,一旦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外部的冲击,经济不景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财政或货币性的危机,甚至企业破产,这一点在拉美和东亚国家已经出现过。因此寻求转换机制和政策激励已经是当务之急。
　　我们认为，新发展周期的新增长机制应当具有如下特征：（1）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2）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型增长方式。（3）城市化带动下的资源空间再配置和规模收益。（4）注重增长结构的总量平衡关系。（5）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
　　在其中，城市化的“空间资源集聚”是新发展周期实现结构均衡化和转向新增长机制的关键，它包含了多重“规模效应”：一，推动了教育、R&D和技术创新，从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二，提高消费率。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与消费率的关系表现为“U”型趋势，即在城市化早期，随着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和住宅等投资的加大，消费率会出现持续下降；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并比较稳定后，消费率会出现上升。三，扩大就业。城市集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四，节约资源。城市化节约了土地等资源，对生态是一种平衡。我们应当避免西欧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后治理、高度集中化导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国城市低密度无序扩张的蔓延模式，应当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源、土地、环境和人口约束下，选择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集聚度和地区均衡程度，逐步矫正结构失衡，才能从赶超增长变成可持续增长。
　　基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两大动力的未来发展情景模拟。基于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自然（能源和环境）约束、城市化、技术进步两大动力，对中国2030年之前的发展前景作出估测。
　　中国经济未来20年增长结构（2010－2030）潜在增长率技术进步资本（0.6）劳动力（0.4)能源与环境达到上面的图景需要两大结构性动力因素的推动，即空间结构再配置的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引致的产业现代化，并配合增长的分享激励、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要素配置机制的完善。
　　中国仍处在供给结构推动结构演进时期，供给结构决定了报酬结构和消费结构。城市化和消费率呈“U”型趋势，随着城市化加速，在2015～2017年间城市化会带动消费的自动矫正，需求结构依靠城市化进程而获得自发调整。城市化也将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服务业与城市化有着同步特性，则2015年服务业比重提升到50%，其就业规模就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这样农村劳动就业者比重就会下降到25%。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支撑点是产业竞争力的维持，同时城市增长的动力取决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取决于合理的相对价格结构。
　　城市化也有坏模式：其发展也可以很畸形，出现人口漂移和贫民窟，收入差距大导致城市社会很不稳定，福利开支与发展不相适应导致政府负债过度，地价飞涨导致资产市场的震荡，而这样的城市模式不但难以产生集聚效应，技术创新和产业的现代化都处于停滞，致使一国在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区间的同时，因城市道路选择问题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长期徘徊。
　　技术进步。长达30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在30%以上，未来的增长仍然要靠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的现代化，不仅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服务业的创新，才能提升产业的现代化。
　　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政策选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规模、开放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都是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方面。中国应继续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加快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稳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体系。
　　战略重点应该放在稳速增效均衡发展上。宏观政策的目标为：（1）稳速增效，围绕潜在增长率均衡发展；（2）以继续纠正经济结构失衡为主线，努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发展的失衡，如内外需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关系失调，区域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等失衡现象。（3）以提高城市化空间要素集聚度和推进工业现代化并举作为新的发展动力；（4）发挥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激励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现代化；（5）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比率；以人为本提高社会分享水平，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6）改革财政收支流程体系，激励发展方式转变；（7）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为激励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机制转型；（8）稳定金融，防范银行不良资产，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9）坚持对外开放，继续内外需并举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主动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建立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0）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夯实三农基础，统筹城乡发展；（11）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为契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推进绿色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