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具有的主要特点。我们认为，基于其过去的传统及今天的规模，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建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现代中华文明”，并像古代那样把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毫无疑问，这个新型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将是以中国自身特有的现代性为基础建成的。

　　我们深深认识到，要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轨，即从现代化范式到文明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

　　首先，“现代化”在西方历史上是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的术语。这一术语主要盛行于18世纪以后，与当时流行的文化进化论相联。早在20世纪初叶开始，就有不少人开始批判这种文化进化观，因为它否定了文化的特殊性，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人类一切文明的最高阶段或共同目标。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学习西方，由此所带来的最深刻问题就是无法为人们回答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提供方向。

　　其次，“现代化”范式预设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种割裂来源于近代早期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肇始于18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而非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客观科学的研究。今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都往往成功地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尤其是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否成功地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恰恰是决定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现代化”这一名词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因素，它意味着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意味着追求民族富强以与西方抗衡；它包含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包含着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不到恰当自我定位等一系列痛苦挣扎。正是这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心理左右支配着无数学人的心灵，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思路。

　　文明范式的必要性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人在精神上最深刻的焦虑来源于失去了对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基本信念。与此相应，无数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古代传统与现代文明等之间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彼岸意识（即不以死后世界来规范现实生活方式，如在基督教等宗教中所见），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明的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明的重建不仅关系着中国人心灵的自我安顿问题，也决定了中华文化在今后漫长岁月中根本方向的大问题。

　　首先，文明重建意味着中国人需要从对西方列强的消极防御或对抗心理，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建设或再生心理。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自于近代中国备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境遇。然而，将中国与他国对立起来，是一个民族还不够成熟的标志。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这些理念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理想，体现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于儒家关于“道统”和礼义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在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先进的文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原则自然会快速传遍世界。因此，只要我们能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追求一种真正文明、进步的文化模式，我们就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文化自信。

　　其次，文明重建不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赢得一时一地的国家利益。曾几何时，我们把一切寄托在单纯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上。综观历史，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经济繁荣，也没有一个民族能永远保持国力强盛，而文化的底蕴、文明的信念、人性的活力等等，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多年来，我们在强调“落后挨打”的同时，很少有人强调过：我们应当如何来包容、理解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我们学会包容和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成熟，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赢得世人的尊重。儒家“夷夏之辨”认为，只有以善养人的文化才真正有生命力，只有以德服人的民族才无敌于天下。

　　其三，文明范式意味着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正如我们今天在日本、韩国乃至欧美各国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现代化不是传统资源的摒弃，而是其创造性的利用；不是地方性知识的清除，而是其积极的再生；不是东西方必然的对立，而是其有张力的结合。文明范式不是文明冲突范式。享廷顿关注的是世界政治问题，他的文明冲突论，预设了各国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他更多看到的不是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文明重建的主要任务

　　文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所谓文化的最高理想，是指一个民族对于共同体生活最高精神境界的梦想或追求，或通向这一境界的核心价值。让我们从“夷夏之辨”来谈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儒家“夷夏之辨”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修文德以来远”（《论语·季氏》）、“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都体现了夷夏之辨的根本精神。这代表了一种伟大的文化自信，儒家主张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与周边的关系，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而不主张靠武力和征服。

　　从“夷夏之辨”出发，今日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要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盛世蓝图，也不是为了提出一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体系，而是要发现在今天的时代里，什么样的理想才能使中华民族树立引领全人类不断进步的风范。

　　文明重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由孔子等人在2500多年前就奠定了的，包括仁、义、忠、信、孝、礼等。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崇拜中，忘记了中国文化的正确方向。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可能局限于仁、义、忠、信、礼、孝等，也不可能排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但是，只有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儒家所倡导的那些价值为何曾长期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核心价值，我们才能找到重建中国文化基本或核心价值的正确道路。文明重建的第三个任务是实现行业及社会的自治及理性化。认为儒家将治国希望寄托于个别人的道德与人格、而不能落实于一套制度体系这一流行观点过于简单化了。正如狄百瑞在《亚洲价值和人权》等书中所揭示的，中国文化中自古不乏促进行业和社会自治的优良传统；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儒家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是儒家王道思想的自然要求。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借助于行业传统、职业规范和社会风尚，来约束大多数人和一代代后来者，可以达到与西方的“法”同样的功效。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尊重人的尊严、个性和价值的传统，却避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形式至上和过分倚重个人权利的缺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乃至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有启发意义。文明重建的第四个重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习性（即以人情和面子等为枢纽的关系本位等），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建设适合走“礼大于法”的道路。与此相应，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不适合走以抗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道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民主，而是说以儒家贤能治国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模式与民主政治未必是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显然，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以分权为特色的西方法治模式如何在中国文化中演变为一种相对自治而不是绝对独立的法治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