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过去学者皓首穷经，尽毕生之力能通一、二种经书也不容易。宋明理学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反映了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就以总结宋元明三代学术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两部著作来看，已经是篇幅巨大，更不用说对各家著作分别一一研究了。蔡方鹿教授积二十余年之力完成《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笔者深觉其不易，该书被同行专家评为“优秀”，选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印行。
　　该书于“儒学”、“经学”、“理学”均有明确的界定。该书认为儒学的范围大于经学。“经”是儒家的经典，儒学以三代文献为“经”，与道、墨、法诸家不同。经学是诠释六经、阐发经义的学问。五经是中国文化之根。该书认为，儒学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的。以先秦荀子为例，荀子就是以儒为主而汲取法家、名家、道家各派形成荀学体系。汉代大儒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核心吸取阴阳、名、法、道、墨各家建构了董学体系，对汉代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学立于博士，是官方支持的官学。古文经书出自孔壁或民间，藏于秘府（皇家图书馆），东汉以来古文逐渐兴盛，汉末郑玄综合今古文形成的“郑学”在经学上影响颇大。魏晋玄学兴起，玄学援道入儒，以道释儒，推动了儒家哲学的发展。南北朝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鼎立。朝廷一般三教并用，但儒家则常居于首位。南北朝隋唐以来有三教合一思想。隋代王通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文中子·问易》）。宋明经学实际上就是以儒学为中心，融摄佛道，阐发天道、心性、性命之学。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汲取佛道的结晶产品，是儒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
　　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可以说内容无所不包，但经学的核心则是它的哲学思想。经学发展到宋代有了“十三经”，要人们去读“五经”已经很困难，至于去诵读和研究“十三经”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也为了与佛、道讲心性、性命之学相抗衡，宋代理学家都出入佛老，经过长期钻研，最后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儒学中自有心性、性命之学，过去不为经学家所注意。韩愈、李翱开始注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是儒学中发明心性之学的专著，所以宋代的道学家特别重视这几种书。
　　理学是以儒学为主体，又吸收消化了佛教的心性之学和道教的性命之学，融铸为一体，丰富了儒学的内容，使儒家哲学更富于思辩性，发展和深化了儒学，正如该书所说：“使经学理学化，儒学哲学化。”朱熹为宋代大儒，集理学之大成。朱子秉承二程之意，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正式编辑成“四书”。朱子以毕生精力注解诠释“四书”，著为《四书章句集注》。朱子注“四书”以阐发义理为主，但亦重视文字训诂。可以说是兼综汉学宋学，取其长而去其短。朱熹说：“《论》、《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可见他认为“四书”是求圣人之道的捷径，“四书”比“五经”更重要，在该书中作者专论“‘四书’重于‘六经’”（见537页）。所以就中国哲学史的视角来看，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儒学发展史来看宋学是新儒学，宋明理学家是新儒家也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元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经典，朱子注成为理解“四书”的标准答案。直到清末约六百年间，“四书”为士人必读的经典，其地位超过“五经”。“四书”学成了经学中专门的一类。《明史·艺文志》在经部就专列“四书”类，清修《四库全书》也遵循此例，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四书”则成为新经学。
　　该书论述经学与理学，其辛勤和功力殊堪赞赏。但这样大的著作，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没有一点瑕疵。现就翻阅所及提出两点：
　　（1）如该书第394页引张载《经学理窟·义理》说：“《记》有疑议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作者说“道即义理，如果《礼记》等传记的前后所出不同而有疑义，则以道来正之”。把“就有道而正焉”理解为“以道来正之”是有问题的，“就有道而正焉”这句话是横渠引用《论语》的文句，古人著述对于大家熟悉的文字，往往不标出处，这是暗引。《论语·学而》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朱注：“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何晏集解引孔曰：“有道，有道德者，正谓问其是非。”可见无论汉儒宋儒的注，都认为“有道”是指有道之人。《礼记·学记》：“就贤体远。”郑玄注：“就谓躬下之。”“就有道而正焉”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即“亲自向有道的人请教，订正其是非”，而不是“以道来正之”。
　　（2）该书最后的“主要参考文献”首列《十三经注疏》已经是够庞大了，其次还把《四库全书》也列为主要参考，《四库全书》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清代抄写了七部，以文渊阁本为最好，作为版本可以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包括了乾隆以前经、史、子、集的一切要籍，列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论对作者或读者都是不恰当，这可能是作者及编者的疏忽。把《四库全书》也作为“主要参考”，显然是大而无当的。这些缺点，瑕不掩瑜，但就全书来看，并不影响或降低该书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