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偉《從“古音今韻”看中華文化基因的傳承與傳播》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語言、文字、文獻、信仰、器物等，都是承載中華文化的“基因”。生物學層面的“基因”隨著代際更替得以傳承，屬於縱向傳播﹔而文化層面的“基因”，既可以世代相傳，又可以在地緣上相互交融，形成橫向傳播。考古學家蘇秉琦指出，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基因之一，是歷久不衰的兼容性與凝聚力，“中華民族的形成主要不是由於外力、武力，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交融、組合與重組，並在思想上形成了越來越強的認同趨勢”。

作為中華文化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與漢字也在歷史傳承過程中有規律地發展。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說：“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語音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它在不同地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同方言的變化速度有快慢之別。總體而言，北方方言作為歷代標准語的代表，變化最快﹔長江流域的吳、徽、湘、贛等中部方言，變化較慢﹔閩、客、粵作為南部方言，整體面貌最為保守，保留的古音成分也最多。

“古音”與“今韻”的相互“發明”

“今韻”如何保留“古音”？舉例來說，有不少先秦讀a韻的常用字，雖然書寫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它們所記錄的口語，由於高頻使用，其讀音相當保守，歷經千年而未變。最常用的便是“父”和“母”（甲骨文“母”和“女”的字形相同，屬於同源分化字），先秦音分別是ba、ma，就是今天口語的“爸”和“媽”。“匍”，《說文》釋為“手行也”，亦通“扶”，今天寫作“爬”。“悑”，或寫作“怖”，《說文》釋為“惶也”，今天寫作“怕”。

口語色彩明顯的語氣詞也有不少類似的情形。如古漢語的“夫”，演變成了后世寫作“罷”或“吧”的語氣詞。《論語·子罕》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翻譯成普通話，意思就是：“過去了的就像這樣吧！”古書寫作“嗚呼”或“於戲”的感嘆語氣詞，就是口語的“啊哈”。唐白居易《問劉十九》“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表疑問的“無”在句末因語音弱化和古今音演變，相當於普通話的“嗎”。表疑問的“歟”大概就是今天的“呀”。

“古音”的推求與考証，同樣離不開“今韻”的助益。清夏炘《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總結清代古音學的成就時說：“自宋鄭庠分《唐韻》為《詩》六部，粗具梗概而已。顧（炎武）氏博考群編，厘正《唐韻》，撰《音學五書》，遂為言音韻者之大宗。”這裡說的《唐韻》就是《廣韻》，代表的是唐宋時期的漢語語音。周秦古音的研究，從清初顧炎武開始才步入正軌，而顧氏在方法論上的創新，便是“離析《唐韻》”。通過比較《詩經》用韻，將中古時期漢語的音系類別加以重新分析，還原其在上古漢語階段的面貌，即為以“今韻”証“古音”。

中古《韻鏡》《切韻指掌圖》之類等韻圖，將漢字按介音的不同分成四等，包括洪音、細音字兩大類，二者在數量上大致持平。列在一、二、四等的字屬於不帶i介音的洪音類，列在三等的字則是帶i介音的細音類。先秦時期的三等字與非三等字如何分別，學界有長短、鬆緊、洪細等不同的看法。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漢語中三等字的細音讀法已經出現，但遲至初唐，具有存古特征的南方漢語，三等字仍然讀作洪音。玄應《一切經音義》指出了不少這方面的証據，如：“鞘，江南音嘯，中國音笑”﹔“晒，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髯，而甘反，江南行此音﹔又如廉反，關中行此音”。可見凡是江南音的讀法，都屬於無介音的一二四等，與北方方言的三等音讀法不同。

現代南方方言，不少三等字的白讀為洪音，如粵語廣州話“銀、頸、例、流”、閩語廈門話“隱、九、熨、越、月、六、雨”、贛語臨川話“牛、救”、吳語溫州話“牛、新、集、兩”等字。

再看域外漢字音資料。三等字“殷、語、曲、強”的日譯吳音、“殷、焉、謁、淹”的朝鮮譯音都是洪音，而稍晚的日譯漢音都是細音。至於梵漢對音，語言學家俞敏《后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一開頭就提出懷疑，“切韻音系裡的三等i介音……裡頭至少有一部分是后起的，不該有的”。比如“無”字，“后漢人用它對梵文mo，所以namas的變體namo就寫成‘南無’”。

保留在漢語方言或民族語裡的古語與古音

《漢書·藝文志》說：“禮失而求諸野。”原意是指，都邑中失傳的禮儀制度，還能在鄉野閭裡保存下來。同樣地，隨著朝代的更迭，古漢語的一些語音、詞匯特征，在北方標准語裡已經被新的表達所替代，但在南方漢語方言或民族語裡，會以“底層詞”“方言詞”等形式保留下來。比如表示鍋子的詞，最早用三足的“鼎”，后來用“鑊”，中古以后才叫“鍋”。如今中國南部的閩方言，口語裡還用“鼎”，中部的吳方言，鍋子仍叫作“鑊子”。復旦大學教授游汝杰曾以鳥虫類名詞的詞頭為例指出：“漢語南方方言乃是北方漢語和南方土著語言交融的結果。沉積在方言中的某些成分，特別是口語成分，其歷史應該比先秦文獻更早。”

從字詞關系的角度來看，可以分作兩個大的類型來討論。第一，我們稱其為“異詞異音”，即表達同個語義概念時，用的是不同詞源，讀音自然也相異。如：成書於戰國、秦漢之間的《爾雅·釋草》：“萍，蓱。”東晉郭璞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現代閩方言（如福州、寧德、廈門、建陽、邵武）、吳方言（如溫州）、粵方言（如廣州），以及壯語（如邕寧、柳江、武鳴）、水語、莫語、錦語、臨高話等南方民族語都還在用phiau、piu之類讀如“瓢”的詞來表示水中的浮萍。《爾雅·釋畜》：“未成雞，僆。”郭璞注：“今江東呼雞少者曰僆，音練也。”廈門、揭陽、將樂等現代閩方言都把未孵蛋的小雞叫作“僆”。客家話的小母雞、瑤語未下蛋的母雞都叫作“雞僆”。

西漢揚雄《方言》：“蘇亦荏也。”郭璞注說當時的江東方言，“荏”字的說法可寫作從艹、吾聲的字。《說文》：“蘇，桂荏也。”又說：“荏，桂荏，蘇也。”據語言學家王敬騮《釋“蘇”、“荏”》一文的考察，南方民族語中的蘇子、芝麻二物的得名具有相關性。如傣語、布朗語中“蘇子”“芝麻”的叫法，和郭璞所說從艹、吾聲的字，古音是相同的。載佤語、緬甸語、景頗語中“蘇子”或“芝麻”的叫法，反映的則是“荏”字的古音。

第二，“同詞異音”，即詞源相同，但讀音稍異，於是用不同的字形加以表示。如：《爾雅·釋草》：“華，荂也。”郭璞注：“今江東呼華為荂，音敷。”《爾雅·釋木》釋為“虎櫐”的從木、聶聲的字，郭璞認為它和“涉”字同音，用了從木、鬣聲的字來注音。這幾個字的音義都是相通的，除了韻母相同，聲母之間的差別，也可以用相關的復輔音演變條例加以解釋。

揚雄的《方言》（卷八）說“貔”在北燕、朝鮮之間的說法，可以寫作從豸、否聲的字形，郭璞用“丕”字來注音﹔關西地區則叫作“狸”。在揚雄看來，“貔”是通語，讀同“否、丕”的說法則是方言。從中古音韻地位來看，“貔”為重紐四等並母字，“丕”為重紐三等滂母字。根據蒲立本、包擬古、白一平、鄭張尚芳等海內外學者的研究，重紐三等在上古音階段帶r介音。所以“丕”早期讀音為phri，“狸”的古音為rɯ，這兩個字聲母都帶r，但讀bi的“貔”卻不帶r介音。

漢字與雅言：中華民族凝心聚力的重要載體

蘇秉琦在談到維系中華民族的文明紐帶時說：“方塊字發揮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方塊字以形、意為主，能克服各地方言障礙，在不同方言區域內，比較容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推行統一的政治，大大加強了中華民族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中國歷史上漢字記錄的絕大部分為雅言，少部分為方言和非漢語。語言學家鄭張尚芳指出，雅言是漢語書面語的反映，它來自“周人對殷人文字和書面語的繼承（殷則承自夏）。雖然上古漢語即已有方言出現，但書面語始終以中州雅音為主體，從未形成真正的成系統的方言書面語……從中古至近代，這一傳統也沒有改變過，所以傳承近三千年的雅言是一脈相承的，這為研究漢語語音發展史的前后相承、上下相推提供了條件，讓我們能用中古雅言《切韻》音系來追溯其與上古音系間的有系統的變化規律”。

我們常以炎黃子孫自稱。戰國秦漢的青銅器、簡帛等多種出土文獻，已載有炎帝、黃帝的神話傳說，而並非后人憑空捏造。《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從發源地來看，《水經注·渭水篇》說：“漆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又歷周原下……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是其地也。”再據《水經注·渭水篇》的記載：“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裡軒轅谷。”這說明，來自西北地區的姬姓，和來自關中地區的姜姓，是先周文化兩個基本來源。

先秦讀a韻的字和古藏文、緬文讀a的詞，有大量的系統對應詞例，如：漢語“吾”∼藏文nga（我）﹔漢語“汝”∼緬文nang（你）。因此俞敏說，古史、古音的証據皆表明，“姜部族在黃河流域的‘華夏族’的形成上，起過不小作用……用姜（羌）、姬作骨干，吸收了別的部、姓的血液，形成一個統一的‘華夏族’。等農業生產再上升，加上煉鐵工藝，土地私有的封建經濟，郡縣制的政治大一統，咱們這個‘漢族’就形成了”。

形、音、義是漢字的基本元素，大部分字形可以反映聲音的信息，字義可以通過對字音的考察而獲得，也即是古人所說的“因聲求義”。清代學者王念孫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古音學是為漢字及其讀音追根溯源的一門學科，表面上看，“古音”已經不存，但其實只要細究“今韻”，仍能窺其大略。以古音、今韻為工具，不僅能夠把握中華傳統語文的發展脈絡，而且有助於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文化基因是如何傳承與傳播數千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