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集合論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負責人、哈爾濱工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當代中國社會學重建於改革開放初期。致力於學科復興的研究者們認識到，要正確認識社會現象、把握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規律，合理、科學地運用研究方法是重要前提。經過兩代社會學研究者的持續努力，社會學研究方法在學科重建后的40多年裡取得了長足進步。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豐富，如何更加恰當地認識和運用這些方法，准確把握社會現實，深入分析社會現象，成為推動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重要課題。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方法本位。這一問題在西方社會學發展中有所體現，中國社會學界也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持續的反思與探索。
辨異觀通：
審視研究方法的跨文化通用性
國內研究者對引進調查問卷的反思和改進，是審視研究方法跨文化通用性的一項重要工作。歐美社會學界在20世紀開展了許多大型社會調查，通過規范抽樣和持續收集數據，為學術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撐。改革開放后，國內社會學研究者也積極引進並自主設計此類調查，他們或與西方學者合作，將國際性調查拓展至中國，開展國際比較分析﹔或對國外成熟的專項調查問卷進行翻譯和本土化改編，以開展本土社會調查，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的數據庫建設。在過去20年間，中國社會學界相繼主持開展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等多項大型社會調查，為政策報告、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來源，有力推動了社會科學的實証研究。
在調查的實施過程中，問卷的通用性問題日漸凸顯，需要結合具體社會情境加以檢視，以提高數據的信度和效度，更准確地認識社會現實。家庭文化及相應的個體主義變遷是社會發展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對這一議題開展問卷調查，需要對“家庭邊界”進行測量。西方國家的人口普查和社會調查在界定家庭時通常會強調住址原則。這一原則側重居住因素，在中國語境中運用時，還需充分考慮血緣和經濟等因素，以體現“家”概念在中國文化中的伸縮性，提高調查數據分析的准確性。類似的現象也常出現在一些主觀性調查中，例如以相同問題詢問被訪者的主觀定位時，需要關注不同文化中被訪者所默認的參照群體的差異，以准確理解和比較調查結果。上述現象在圍繞價值觀、宗教信仰等議題的調查問卷中經常出現，這提示我們需要完善測量方式，使測量結果更充分地反映實際價值觀念，更准確地呈現宗教信仰人群的比重。有鑒於此，相關研究者對將問卷調查等同於物理測量的認識進行了反思，從問卷結構、提問方式、題項設置等方面對引進問卷進行了符合中國情境的改造與重構，有效提升了這一調查方法的適用性。
研究方法的通用性問題不僅涉及地區之間的差異，還涉及地區內部差異和跨時期變化。如何處理這些時空差異，也是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議題。國內研究者在廣泛學習和應用這些方法的過程中，結合中國情境中的問題意識和背景知識，進一步揭示並研究了相關通用性問題。40余年來，中國社會學界的相關探索為深化對研究方法通用性的認識積累了經驗。
兼收並蓄：
推動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補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重建伊始，費孝通先生在南開大學主持開設了“社會學專業班”（以下簡稱“南開班”）。這一專業班培養了一批后來活躍於中國社會學界的骨干學者。南開班邀請了美國華裔社會學家林南講授研究方法課程，課程講義以《社會研究方法》為名出版，成為此后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教材的藍本。這類教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科學化、規范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有力推動了中國社會學的人才培養及其與西方社會學的交流。
1957年費孝通（右）重訪開弦弓村（江村）。社會學恢復重建以后，費孝通又曾多次前往。資料圖片
隨著本土研究水平的持續提升，中國社會學界逐步認識到，還需進一步加強研究規范與研究意義之間的聯系。一方面，部分研究雖然運用了較為復雜的方法，但在增進實質性認識方面仍有待加強﹔另一方面，一些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雖與教科書規范不盡一致，其方法論價值仍值得重視。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社會學界從多角度展開探討，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南開班引進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彼時美國量化社會學研究的思路，中國社會學選擇這一路徑作為學科建設的切入點有其歷史合理性，但也需要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拓展方法視野。美國社會學的量化研究擁有相對完備的方法論體系，具有數理推斷優勢，在重視科學知識的社會背景中得到廣泛應用。同時，這一知識生產方式與美國“福特主義時代”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因此，在學習借鑒主流英文社會科學期刊研究范式的同時，還需結合具體研究問題，重視不同方法的適用條件與互補作用。
基於上述反思，中國社會學界陸續引進了諸多質性社會學研究的思路和工具，恢復了中國社會學的調查傳統，重新認識“解剖麻雀”等典型調查的方法論價值，吸納歷史學等人文學科的視野與方法，響應黨中央關於開展調查研究的號召，組織高校社會學專業的師生到全國各地開設田野課堂。社會學既需要借助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從結構性視角考察總體現象與因果關系，也需要深入田野現場考察具體的社會關系與社會行動。推動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已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的重要研究取向。
溯本窮理：
重新理解理論與方法的關系
人們通常將理論和方法視為相對獨立的兩個方面，強調前者的思辨性和后者的工具性。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的研究實踐表明，研究方法與理論建構密切相關，“方法的理論性”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
一方面是理論生成問題。按照通行的后實証主義方法開展社會學研究時，研究任務主要圍繞理論的証偽展開，理論應如何生成、又應由誰建構，也需要得到充分討論。另一方面是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曾提出“中層理論”概念，獲得了廣泛認同。這一概念對理論與經驗關系的處理仍有一定局限，一些基於中國經驗的中層理論研究仍側重於補充西方既有理論，對中國經驗的理論提煉有待加強。默頓的討論仍在既有的理論與方法關系框架內展開，對理論生成問題的回應有待深化。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社會學研究需要在檢驗既有理論的基礎上，加強系統性的理論建構，更好地闡釋中國經驗。
因此，在社會學研究中開展有效的理論建構，需要深化對理論與方法關系的認識。國內學者圍繞這一問題開展了多方面探索，形成了以下幾種較具代表性的做法：將理論懸置，恢復歸納邏輯、溯因邏輯在研究中的主導作用，在經驗研究中進行理論創造﹔將理論升維，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論元素如“群”“一本”“一體”，融合傳統治學方法來構建本土社會理論框架﹔將理論橋接，提出諸如“多元話語分析”的原創方法體系，探索理論生產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路徑﹔將理論錨定，選擇與理論適配的調查方法。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開展的口述史研究是理論與調查方法相結合的一類實踐。相關研究者以社會記憶等理論為指導，改變了對於科學事實的僵化理解，圍繞鞍鋼、大慶及三線建設等開展口述史調查，及時收集、整理和保存相關社會歷史資料。
明體達用：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雙重屬性
當代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與改革開放同步。在學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背景下，西方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也被視為先進科技的一部分。這種認識在當時具有合理性。相較於當時較為注重思辨和修辭的社會分析方式，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所強調的講事實、重邏輯，有助於南開班學員整合已有知識、形成較為系統的學科認識。
在肯定研究方法科學技術屬性的同時，也需要結合具體研究實踐，深化對其適用條件及思想文化基礎的認識。回顧40余年的學科發展，中國社會學界持續關注這一問題，圍繞研究方法的通用性、多元性和理論性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些討論涉及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雙重屬性：它既屬於科學技術，亦屬於思想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區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而明確二者在知識性質上的差異。
要在社會學研究中准確把握社會事實、推進理論創新，研究者需要在學習借鑒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深入理解其思想文化內涵，並在工具與思想、技術與文化的聯系中把握研究方法的特質。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