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長征沿線民族村寨歷史記憶活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創新模式研究”負責人、西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教授
長征在我們黨、國家、軍隊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理解長征，既要看到紅軍跨越萬水千山、戰勝艱難險阻的革命壯舉，也要看到這一壯麗史詩如何進入沿線各族群眾的生活世界。紅軍在這些地方留下了戰斗遺址、會議舊址、駐地舊址和烈士墓地，也留下了與各族群眾相遇、相識、相助的跨越時空的歷史記憶。“長征記憶”是指民族村寨民眾對長征歷史相關事件、人物、遺跡和故事的認知、情感與敘述。它既包括個體層面的親身經歷與代際相傳，也包括村落層面的公共敘事與儀式實踐。研究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中的生成與延續，重在理解重大歷史如何嵌入民眾生活，如何在人民群眾的感知、講述和傳承中延續下來，並逐漸浸潤於鄉土社會。
從歷史事實到地方經驗：長征記憶的形成
民族村寨中長征歷史記憶的形成，本質上源於重大歷史事件與地方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一個歷史事件能否沉澱為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關鍵在於它能否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留下可以感知、理解和講述的經驗。紅軍長征進入民族地區，行軍經過山川古道、田壩渡口和村寨聚落，使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地方社會發生了直接關聯。對於當地群眾而言，長征既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事實，也是一段發生在身邊的歷史經歷。正是這種地方經驗的形成，使長征史實經由三重過程逐漸融入民族村寨的記憶體系。
首先是經驗的空間化表征過程。歷史事件與特定地點的結合，使空間成為地方經驗得以保存、識別和喚起的重要載體。貴州黎平縣少寨村的紅軍橋，是紅軍長征經過侗鄉時與當地群眾共同搭建的一座木橋。這座橋不僅是紅軍長征的歷史見証，也成為當地群眾認知地方歷史的重要媒介。長征歷史由此獲得了具體的空間依托，並為其進一步沉澱為民族村寨中的歷史記憶奠定了基礎。
其次是經驗的日常化表征過程。寧夏西吉縣單家集村的回族群眾回憶祖輩講述紅軍到來的情景時，常說那是地裡的洋芋成熟、正要收獲的時候，紅軍隊伍來到了村裡。這樣的講述把重大歷史事件放入地方農事節令和生活場景之中，對村寨群眾而言，紅軍到來是同作物生長等日常經驗聯系在一起的具體記憶。這種日常化的轉換，使長征歷史從宏觀敘述進入了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
最后是經驗的敘事化表征過程。1935年5月22日，中央紅軍經過大涼山彝族聚居區，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與彝族果基家支首領果基約旦（小葉丹）殺雞歃血為盟，結為兄弟，紅軍順利通過彝族地區。“彝海結盟”的史實在四川冕寧縣彝海村的彝海結盟紀念館得到集中呈現，還以影視作品和連環畫等形式廣泛傳播。在這一過程中，具體歷史被轉化為人物清晰、情節集中、意義明確的地方歷史敘事，並由此具備了進入社會記憶的基本條件。
民族村寨的長征歷史記憶，體現了村寨社會對長征歷史的記錄、理解和傳承。長征作為國家歷史的重要事件，首先通過具體歷史實踐進入地方社會，繼而轉化為具有地方特征的經驗認知，並在反復展開的敘事實踐中沉澱為歷史記憶。這構成了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中的基本生成邏輯，並為后續記憶傳承、認同建構和共同歷史敘事的展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地方經驗到村寨敘述：長征記憶的延續
歷史事實轉化為地方經驗之后，還需要依托特定載體和社會實踐被保存、講述和傳遞，才能形成較為穩定的村寨敘述，並進一步沉澱為集體記憶。村寨敘述由此成為連接地方經驗與集體記憶的重要中介，也是長征記憶在民族村寨中得以延續的關鍵環節。民族村寨對長征記憶的保存，本質上是地方社會借助人物關聯、物質媒介和敘事實踐，對歷史經驗進行組織轉化和代際傳遞的過程。
人物關聯是長征記憶保存的重要紐帶。民族村寨中的長征記憶，通常並非以系統的歷史文本形式保存下來，而是通過親歷者、見証者、后代傳人以及地方講解者等具體人物得以延續。彝海村的沙馬依姑通過講述祖父沙馬爾各在彝海邊主持“結盟”儀式，使長征途中的歷史事件成為家族記憶、村落記憶和地方敘事的組成部分。類似的記憶傳承主體構成了連接歷史事件與現實社會的重要橋梁，使長征記憶能夠在家庭、村落和公共空間中不斷流傳。
物質遺存是長征記憶得以保存的重要媒介。武器、文書、器具、衣物等物質形態，能夠為地方講述提供具體的歷史憑據和感知對象。湖南汝城縣沙洲瑤族村“半條被子”的故事之所以能夠長期流傳，正在於它把紅軍與瑤族群眾之間的深厚情感凝結在一件日常生活物品之中。物質遺存本身並不能自動生成完整的歷史解釋，其意義需要在講述、展示與闡釋中被激活。正是在物質媒介與敘事實踐的結合中，分散的歷史痕跡被轉化為可供理解的記憶文本。
敘事實踐是長征記憶保存的關鍵路徑。遺址、文物和紀念設施為民族村寨中的長征記憶提供了重要依托，家庭講述、學校教育、研學講解和公共傳播則使其不斷被喚起、傳遞和延續。甘肅宕昌縣哈達鋪中學的中學生紅色文化宣講員，已連續多年向其他學校師生講述“一把銅勺”的故事，這表明長征記憶正通過青少年講述進入新的代際傳承。隨著傳播方式的變化，口耳相傳與紀念館展示、研學課程和數字傳播相結合，使長征記憶持續融入新的社會場景。
民族村寨的長征記憶並不是地方經驗的自然留存，而是在人物關聯、物質媒介和敘事實踐共同作用下被保存、組織和傳遞的結果。歷史事實轉化為地方經驗之后，還需要依托講述者、講述內容和講述載體之間的相互支撐，才能在群體代際延續中形成較為穩定的村寨敘述。從地方經驗到村寨敘述，意味著長征逐漸超越個體經驗層面，成為地方社會能夠長期講述、反復確認並共同理解的集體記憶。上述過程構成了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中得以延續的基本機制。
從村寨敘述到意義生成：長征記憶的闡釋
如果說記憶的延續主要回答“歷史如何被記住”的問題，那麼意義生成則進一步回答“歷史為何值得被記住”以及“被記住的歷史有何價值”的問題。前者側重記憶的傳遞機制，后者側重記憶的價值闡釋。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的持續傳承，既關系歷史在地方社會中的保存與傳遞，也關系歷史理解方式的拓展。民族村寨的長征記憶，使國家歷史在地方經驗中獲得更加具體、鮮活的理解形態，並推動地方經驗與國家歷史之間形成互動關聯。
從記憶研究的角度看，歷史記憶是在特定社會關系和敘事結構中不斷形成的意義秩序。村寨敘述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把個體經歷、村寨社會和國家歷史聯系起來，使歷史事實獲得能夠被地方社會理解和確認的解釋形式。由此，長征歷史記憶既是關於歷史事件的保存，也是一種持續組織歷史意義的社會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意義的生成依賴於民眾對長征歷史的理解。民族村寨往往會從眾多歷史細節中擇選出能夠體現紅軍經過、軍民互動、群眾支援和民族團結的人物、地點、事件和物件，並組織形成具有明確價值指向的地方敘事。通過村寨敘述，紅軍來到村寨的歷史緣由、群眾支持紅軍的行動邏輯、軍民關系形成的社會基礎以及這段歷史對於村寨的價值意涵，被逐漸組織到一個能夠闡釋事實語境、特定關系與價值取向的意義結構之中。正因如此，長征記憶在地方文化象征網絡中獲得了可講述性。它讓地方社會意識到，這段歷史值得講、有必要講，並且能夠在講述中確認自身與革命歷史、國家歷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關系。
村寨講述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延續方式，也是歷史意義生成的重要環節。民族村寨對紅軍經過、軍民互動及相關歷史經歷的講述，在延續地方記憶的同時，也將地方經驗納入更廣闊的歷史敘事框架。個體家庭與村落層面的歷史敘述，使宏大歷史獲得進入鄉土社會的具體路徑，也使地方經驗獲得與國家歷史相連接的解釋空間。
這種由地方講述所構成的歷史表達，拓展了對長征的理解維度。長征作為跨區域的偉大實踐，既包含軍事行動和重要歷史節點，也包含紅軍與基層社會廣泛互動的豐富過程。民族村寨中保留的記憶材料，使長征能夠呈現其在鄉土社會中的微觀形態，從而豐富了既有歷史敘述的解釋層次。置於長征歷史整體進程中看，民族村寨是長征歷史經驗得以具體化的重要場域。
民族村寨中的記憶實踐表明，地方社會不僅是歷史的承載者，也是歷史意義的參與建構者。歷史在這裡被記錄，也在持續的社會實踐中被深刻理解與組織。民族村寨中的長征記憶，將革命歷史和人民生活經驗聯結起來，使長征歷史在基層社會中獲得持續闡發的意義空間，並進一步呈現精神傳統生成與延續的社會基礎。
從意義生成到認同凝聚：長征記憶的指向
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的延續，關系歷史保存、地方講述，也關系重大歷史在現實社會中發揮育人功能和凝聚作用。經過地方經驗、村寨敘述和意義生成的連續轉化，長征歷史記憶逐漸成為連接地方社會、國家歷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精神資源。村寨敘述通過記憶傳輸、符號聚合和價值詮釋，把地方社會保存的歷史記憶轉化為能夠進入國家話語的共同歷史敘事。國家話語又反過來為地方記憶的選擇、闡釋和傳播提供價值框架，使長征記憶在社會記憶與社會認同的雙向互動中獲得新的現實意義。
長征歷史記憶有助於形成共同歷史認知。紅軍長征經過民族地區，與沿線各族群眾發生廣泛聯系，留下了軍民相助、民族團結、共同奮斗的歷史印記。民族村寨對這些歷史經歷的保存和講述，使地方社會能夠在國家歷史進程中理解自身與長征的關系，也使長征歷史在基層社會中獲得更加具體的認知基礎。通過家庭講述、村寨敘述、紀念展示和教育傳播，原本分散在不同村寨中的地方記憶逐漸匯入共同歷史敘事，長征記憶成為各族群眾認識革命歷史、理解國家歷史的重要媒介。
長征歷史記憶有助於激發共同情感。民族村寨中的長征敘述，往往以具體交往關系和情感經驗為基礎，呈現紅軍與各族群眾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面對艱難處境的歷史過程。在反復講述中，人物、地點、物件和事件逐漸從地方故事中的具體內容凝結為具有公共意義的記憶符號。這些符號在地方社會中喚起歷史親近感，在公共傳播中激發情感共鳴，並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代際的人們能夠圍繞共同歷史形成情感聯結。
長征歷史記憶有助於強化共同體認同。民族村寨中的長征記憶，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進入民族地區、聯結各族群眾命運、在共同奮斗中聚合人心的歷史過程。它將地方性的歷史經歷納入國家歷史和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使各族群眾在共享歷史意義的基礎上確認彼此之間的共同關系，強化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員的歸屬意識、情感依附和心理趨同。長征記憶由此獲得超越地域與民族邊界的意義，並進一步轉化為認同凝聚的歷史基礎。
總之，長征歷史記憶之所以能夠在民族村寨中延續，根本在於這一重大歷史扎根基層社會的生活世界，並在地方經驗、村寨敘述和意義生成中獲得新的社會生命。歷史事實通過空間承載、日常嵌入和敘事傳承，轉化為人民群眾能夠感知、理解和認同的精神文化資源﹔地方社會通過講述長征歷史、闡釋長征意義和傳承長征精神，把自身歷史同國家歷史、民族命運和時代使命聯系起來。長征歷史記憶在民族村寨中的延續，最終指向歷史認知、情感聯結和認同歸屬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