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出版體制建立與新中國文學生產機制研究（1949—1966）”負責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關於紅軍長征的敘事，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等著作。但是一些長征回憶錄比《紅星照耀中國》《中國的西北角》的出版時間更早，以形象生動的回憶宣傳、傳播了紅軍長征。不同時期的回憶錄反映了從塑造正面抗日形象，到集體記憶書寫，再到聚焦重大主題的長征敘事范式的生成過程。
“見聞錄”與“長征”的正名
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進行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和西方一些反華媒體的報道，充滿了對紅軍的污蔑之詞和各種不明真相的傳言，稱共產黨為“土匪”“赤匪”等，將紅軍長征稱為“潰退”“流竄”。同時，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紅軍活動區域嚴重受限，加之當時國民黨對新聞輿論的嚴格審查和嚴密封鎖，關於紅軍的真實信息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難以得到廣泛有效的傳播。因此，紅軍長征親歷者的“見聞錄”就成為傳播紅軍長征真相、駁斥虛假宣傳的重要文本，為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戰主張和紅軍長征勝利創造了輿論條件。
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向國際社會傳播紅軍長征的回憶文章，是1935年8月陳雲在上海寫作的《隨軍西行見聞錄》。1936年3月，《隨軍西行見聞錄》發表在共產黨人在莫斯科策劃編輯、巴黎印刷出版的中文雜志《全民月刊》上，署名“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以一個被俘國民黨軍隨軍醫生的視角，向世界講述了紅軍長征的見聞，描述了紅軍搶渡烏江、智取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等英勇壯舉，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展現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信念堅定、平易近人的光輝形象。1936年7月，《隨軍西行見聞錄》以單行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出版，早於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是第一部向世界宣傳紅軍長征的著作。
1936年12月至1937年6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連載了楊定華（首期署名為楊芝華）的《雪山草地行軍記》。《雪山草地行軍記》沿用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的寫作方式，也是以一名被俘國民黨軍人的身份講述了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經歷。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該報又分25期連載了《由甘肅到山西：抗日人民紅軍北上長征的后一階段》（后題為《由甘肅到山西》）。這兩篇回憶文章的作者楊定華，就是走完紅一方面軍長征全過程的鄧發同志。《隨軍西行見聞錄》《雪山草地行軍記》等通過化名發表和假托被俘國民黨軍人的身份，以“第三視角”開展長征敘事，大大增強了“見聞錄”的傳播度。
七七事變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公開宣傳紅軍長征具備了有利的政治契機。1938年1月，《救國時報》將上述三篇回憶文章以《長征記》為名結集出版。其中，《隨軍西行見聞錄》記述了紅軍自江西出發，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至四川為止的過程﹔《雪山草地行軍記》記敘了紅軍經過四川、青海、甘肅三角地帶雪山草地的情形﹔《由甘肅到山西》則記述了紅軍由甘肅到山西再回師陝北的過程。這三篇回憶文章恰好構成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因此，《長征記》成為第一部完整講述長征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外關於紅軍長征全過程的認知空白，塑造了紅軍長征的正面形象，凸顯了紅軍北上抗日的重要意義。《救國時報》的出版推介《本報為出版〈長征記〉招收預約啟事》寫道：“中國人民抗日紅軍為我中華民族之偉大力量，早為中外所共認，故本書不獨可作為文藝作品讀，且實為珍貴之史料與檢閱民族力量之寶鑒。”由此可見，《長征記》的出版初步構建了鼓舞抗日斗志、激發中國人民抗戰精神的長征敘事。
《紅軍長征記》與“長征”的集體記憶書寫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深入陝北採訪，這成為宣傳紅軍的一次難得機會。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楊尚昆向各部隊首長發去電報，決定出版《長征記》並為其征稿，指出：“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於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於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啟事發出后引起了熱烈反響，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余萬字。紅軍總政治部專門成立“《長征記》編輯委員會”，主要成員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夢秋等。整體工作由徐夢秋負責，最后由徐夢秋統稿。1937年2月22日，《長征記》完成了初步的編輯工作，共收入董必武、楊成武、耿飚、舒同、蕭華等40余人的110篇文章，以及紅軍長征歌曲、英雄榜和“地點及裡程一覽表”等，總計30多萬字，最終定名為《二萬五千裡》。《二萬五千裡》完整記錄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過程，准確描繪了紅軍長征的路線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加之編輯忙於其他事務，該回憶錄遲遲未能出版。編輯委員會僅僅抄存了少量的內部謄清稿，其中一部交給赴上海負責恢復白區工作的馮雪峰。馮雪峰將該書謄清稿帶到上海后，書稿內容經摘選、改編等形式得以傳播，如1937年7月5日第33期《逸經》“今代史料”欄目發表了署名“幽谷”（即董健吾）的《紅軍二萬五千裡西引記》，該文改編自《紅軍長征記》所載內容，甚至直接使用了《茅台酒》《蘆花運糧》等回憶文章﹔第34期發表了《紅軍長征記》中的《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的地點及裡程一覽表》。與此同時，大量在《二萬五千裡》基礎上改編的圖書陸續出版，如《從江西到陝北的第八路軍》《二萬五千裡長征記：從江西到陝北》《二萬五千裡長征記》《第八路軍行軍記（1）長征時代》等。由此，紅軍長征的英勇事跡得到廣泛傳播。“長征”“二萬五千裡”“二萬五千裡長征”取代了“西征”“遠征”“長途遠征”等表述，深入人心。
1942年11月，基於保存史料和供作參考的目的，《二萬五千裡》改名為《紅軍長征記》排版印刷，這是第一部長征集體口述史。該書當年印數較少，且不准再行翻印，因此傳播不甚廣泛。但是，這部作品的重要特色是作者大多來自普通的基層戰士和廣大指戰員。正如在《關於編輯的經過》中所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中、牆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這些回憶文章主要描繪了長征行軍途中的地理環境、社會風貌、風土人情等，講述了長征途中的行路艱難、圍追堵截、斷糧斷炊、苦中作樂等內容，既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也更多地反映了普通戰士艱苦卓絕的基層行軍和生活。
《星火燎原3》與“長征敘事”范式的確立
1956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發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大型征文活動，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響。1958年9月至1963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依托征文稿件陸續出版了《星火燎原》叢書。其中，讀者談論最多、發行量最大的是出版於1959年的《星火燎原3》，即“紅軍長征回憶錄”專集，共收入70篇文章，其中也收錄了《紅軍長征記》中的部分回憶文章。與《紅軍長征記》隻收入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回憶相比，該專集收錄了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的長征回憶文章，再現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
《星火燎原3》確立了紅軍長征的主流敘事模式。該專集首篇文章是劉伯承的《回顧長征》。該回憶文章對長征進行了全面論述，形成了以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與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的斗爭過程為主線的敘事，對長征敘事具有綱領性意義。這一指導思想成為這部專集的編選理念，正如該書“內容提要”所說：“作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充分地反映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的偉大勝利”。該專集還編選了楊成武《毛主席指示我們過草地》、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鄭維山《踏上毛主席的道路》等回憶文章。《星火燎原》不是一部普通的叢書，毛澤東同志親自題寫了書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對編選工作進行了具體指示，甚至親自對稿件內容進行審閱、核對、修改和補充。與《紅軍長征記》的作者大多來自基層不同，該專集的作者主要是革命的領導者和指揮者，如劉伯承、劉亞樓、張愛萍、蕭華、楊成武、肖應棠等。因此，長征敘事由部隊士兵的“集體記憶”，上升為黨的領導人和高級將領的“戰略擘畫”，拓展了長征敘事的全局視野。
新中國成立后，長征已經成為一種重大革命歷史敘事，其敘事主題和基調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星火燎原3》突破了《紅軍長征記》基層的微觀敘事，按長征的時間順序側重編選長征中重大事件和重大戰役的回憶文章，如長征出發、湘江之戰、智取遵義、巧渡金沙江、彝海結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其中，《星火燎原3》首次對長征中的重要會議、重大決策進行了披露，特別是遵義會議的路線斗爭、經典戰役等。王集成《智取遵義》、張南生《遵義會議的光芒》、張愛萍《從遵義到大渡河》等回憶文章，突破了此前對遵義會議細節的回憶，進一步強化了遵義會議在紅軍長征中的全局性意義。與此前的苦難敘事不同，《星火燎原3》收入的回憶文章賦予了長征敘事的勝利基調，著重總結長征的歷史經驗，展現黨的正確領導。《星火燎原3》還進一步強化了軍民魚水情的敘事，如《紅軍，紅軍，彝族的親人》《“紅軍鞋”》《籌糧過草地》《一袋干糧》《友愛》《軍民之間》《飄動的篝火》《母與子》《永遠的感念》等，突出了長征中的群眾路線。由此，《星火燎原3》形成了以重大事件、決策和戰役為主線，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凸顯了黨中央的雄韜偉略、運籌帷幄和紅軍的出奇制勝、團結愛民的基本主題和敘事模式。紅軍長征回憶錄的出版，歷經“見聞錄”的個體書寫，到《紅軍長征記》的集體記憶書寫，最終通過《星火燎原3》奠定了此后長征的主流敘事范式，展現了紅軍長征的“歷史化敘事”過程，確立了關於長征的基本認識，進一步塑造了偉大長征精神，也形成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歷史、大事件與個人經歷相結合的敘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