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如平《紅軍長征在英國的敘事演進與形象建構》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主力突破國民黨軍事包圍、進行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長征不僅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更成為世界觀察、認識、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窗口。當時駐華的英國外交官、僑民和記者，以“他者”視角見証和書寫紅軍的萬裡長征，為國際社會打破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提供了有力証據，使長征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跨越民族文化鴻溝，轉化為一種能夠引發廣泛共鳴的國際敘事。這一國際敘事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長期以來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污名化宣傳，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昂揚向上、堅韌不屈的形象。

地緣利益驅動下的情報搜集

西方社會關於紅軍長征的國際敘事，其初始動機並非出於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而是深植於地緣政治利益的現實考量。這種敘事動機的源頭有二：其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和土地革命動搖了西方列強在華的殖民特權和經濟利益﹔其二，蘇俄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強化了西方列強對中國“赤化”的想象與戒備。作為“老牌”的殖民帝國，英國憑借其強大的外交情報網絡，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保持著密切關注。英國駐華外交人員系統性地搜集、整理並上報了大量涉及根據地建設、反“圍剿”斗爭及紅軍戰略轉移的情報。這些情報不僅記錄了長征的軍事軌跡，而且為長征的國際敘事提供了原始資料。

英國駐華外交官對紅軍的認知，經歷了一個從“妖魔化”到“理性化”的轉變過程。起初，他們將紅軍視為“走投無路的、無組織的土匪農民”，是“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土匪”。隨著情報搜集的深入與實地觀察的積累，這種刻板印象逐漸改變。1930年5月，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璧約翰在致駐華公使藍浦生的報告中指出，外界起初對紅軍的戰斗組織視而不見，僅以“土匪”視之，但事實讓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絕非一支流竄的搶劫團伙，而是一支擁有嚴密組織與嚴明紀律的戰斗部隊”。這一判斷標志著英方對紅軍性質認知的初步轉變。次年5月，璧約翰進一步分析認為，國民政府軍難以在江西徹底消滅紅軍，根源在於民心向背，“許多農民強烈同情共產黨，總體而言，農民更傾向於紅軍而非政府軍”。這表明英方開始從社會基礎與政治認同的層面，理解紅軍的生存與發展邏輯。

1932年4月，漢口總領事許立德從經濟根源切入，為土地革命的興起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他致函藍浦生稱：“共產主義在這一地區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經濟極度貧困的結果，而非單純的政治信仰驅使。”這一論斷將紅軍從意識形態的“赤禍”敘事中剝離，還原為一場植根於中國社會矛盾的民眾抗爭。更具突破性的是同年8月英國傳教士弗格森的報告。他在親歷鄂豫皖蘇區后，向英國駐南京總領事館詳細描述了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實際狀況，並轉述了蘇維埃政府對外國勢力的明確立場：只要外國撤出在華陸海軍力量，蘇維埃政府願就外交關系進行談判，並保障遵守法律的外國商人、傳教士與旅行者的人身自由。這一信息徹底打破了“紅軍仇外”“盲目排外”的固有偏見，展現出其作為政治實體的理性與外交意願。

紅軍粉碎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后，英國駐華公使館將情報搜集的重心，從局部觀察轉向對蘇維埃革命的系統性監控。1933年7月，駐華公使藍浦生簽發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問題”的領事通告，指令各地領事館呈報紅軍兵力的構成、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架構、民眾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及國民黨“剿共”的進展情況。這一領事通告開啟了英國在華外交系統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和紅軍的“摸排式”調查，為英國政府提供了關於中國革命更為翔實的情報。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伊始，英方情報網迅速跟進。英國駐華公使館派遣洛瓦特·弗雷澤少校等武官，以軍事觀察員身份深入贛、閩、湘、川等地，對長征路線進行全程追蹤。雖然這些行動旨在維護英國在華利益與僑民安全，卻在客觀上為西方世界認知紅軍、書寫長征積累了重要素材。

長征國際敘事中的“他者”路徑

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和北上抗日的戰略使命，紅軍開始偉大的長征，這是中國共產黨向死而生的蝶變過程。這場兼具強烈精神張力與特殊實踐意義的革命征程，為長征國際敘事提供了可供觀察、解讀與書寫的客體。長征國際敘事路徑大致可分為三類：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開展的國際宣傳、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構建的“剿匪”話語體系以及西方國家以“他者”視角對長征的觀察與書寫。

英國作為在華擁有龐大利益的西方列強，對紅軍長征動態保持高度關注。其駐華外交官、旅華僑民與新聞記者的觀察與記錄，客觀上為長征敘事走向世界、擺脫國民黨單方面宣傳話語提供了重要証據。英國駐華外交官始終密切關注紅軍長征行程。1934年11月，英國駐長沙領事菲茨莫裡斯向駐華公使賈德干報告稱，紅軍已分成數路行軍﹔國民黨針對江西紅軍的行動正以更大力度展開，其中央軍試圖在湘江沿線圍困紅軍，廣西地方軍也做好准備阻止紅軍進入該省。此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費理伯向賈德干報告湘江戰役后的情況，稱“大約5萬名共產黨人進入了貴州省……其真正目的是與賀龍、蕭克會合，然后進軍四川，與徐向前指揮的8萬名紅軍會師”。1935年6月，中央紅軍主力全部由瀘定橋通過大渡河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喬治·默斯指出：“蔣介石絕無可能徹底消滅共產黨。其所謂‘剿滅共產黨的勝利’大多名不副實，根源在於國民黨的治理不善與經濟困境。”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后，英國外交部注意到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轉變，認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尋求與國民黨政治和解的決策，更多受日本侵略的影響，而非源於莫斯科授意。

媒體報道進一步將長征敘事推向具象化和深度化。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軍三道封鎖線后，《字林西報》的一名記者稱紅軍的西征“或許將成為一部軍事史詩”——面對兵力和裝備遠超自身的敵軍，紅軍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軍事行動。1935年8月，《遠東調查》發表文章，分析國民黨“圍剿”紅軍失敗的原因，指出紅軍成功突圍暴露了南京政府的戰略弱點：各省地方軍隊之間、地方軍隊與中央軍之間幾乎缺乏協同作戰，地方軍隊戰斗力薄弱的事實充分暴露。紅軍之所以成功，原因有二：一是制定了出色的戰略﹔二是充分利用了政府軍隊缺乏協作的弱點。文章高度稱贊紅軍戰術靈活，對地形了如指掌，能夠充分利用地形開展運動戰。英國外交部認可《遠東調查》的分析，認為這是一份非常簡明准確的報告。1936年6月，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國民黨嚴密封鎖下進入陝甘寧蘇區採訪。他不僅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更深入紅軍部隊、農民家庭、兵工廠和前線。《京津泰晤士報》刊登了斯諾在陝北採訪紅軍的報道。斯諾強調，紅軍已大幅調整其綱領與政策，首要目標是抗日而非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紅軍對日本侵略者抱有強烈敵意，迫切希望與國民黨達成協議，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斯諾的觀點印証了英國外交部此前的判斷。不久，英國駐華代辦專門約談斯諾，向他進一步了解陝北紅軍的最新動態。

在媒體報道的基礎上，英國出版商出版了兩部有關紅軍長征的著作，為長征國際敘事開辟了重要路徑。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隨中國工農紅軍一起長征。離開紅軍后，他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紀實作品《神靈之手》。1936年11月，該作品在英國出版發行，詳述了紅二、紅六軍團長征的非凡歷程，向外界展示了紅軍艱苦卓絕的戰斗生活、軍紀嚴明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這與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形成鮮明對照，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關於紅軍長征的一手資料。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后，立刻引起轟動。這兩部著作引發全球性共鳴，帶動國際進步人士持續關注並書寫長征故事，極大豐富了國際社會對長征的敘事與書寫。

長征敘事與形象建構的演進邏輯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無與倫比的壯舉。在漫漫長征途中，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了600余次戰役戰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險峰，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長征的勝利，不僅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圍追堵截的徹底破產，更向世界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長征的國際敘事發端於20世紀30年代，對國際社會認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在這一敘事演進與紅軍形象建構的過程中，英國扮演了從“情報觀察者”到“敘事破壁者”再到“形象塑造者”的重要角色。這一過程並非單純的輿論宣傳，而是由外交情報、新聞報道與出版傳播共同構筑的立體化認知體系。它逐步突破了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成功將長征展現為一場偉大的戰略轉移與抗日救亡運動。

長征初期，英國駐華外交官與情報系統充當了西方世界了解紅軍動態的“眼睛”。面對國民黨當局嚴密的信息封鎖與污名化宣傳，英國駐上海、長沙、廣州、漢口等地的領事館通過實地觀察與情報搜集，向倫敦提交了大量關於紅軍兵力部署、行軍路線及國民黨“圍剿”實效的客觀報告。這些情報不僅糾正了西方輿論對紅軍“流竄潰敗”的錯誤印象，更敏銳地捕捉到了紅軍戰略轉移背后的政治邏輯。長征中，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成功把解決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危亡聯系在一起，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駐華公使賈德干等人准確研判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從“反蔣”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並指出這一轉變源於日本侵略的現實壓力而非莫斯科的遙控。這種基於實地觀察的情報研判，為英國媒體與出版界后續構建客觀的長征敘事提供了堅實的事實基礎與認知框架，使西方社會對紅軍的關注從單純的軍事獵奇轉向了對中國政治格局的深度分析。

媒體與出版界是長征國際敘事從“他者想象”走向“真實呈現”的關鍵推手。在情報研判的基礎上，英國《字林西報》《京津泰晤士報》等媒體率先引入記者觀察與親歷者敘述，打破了國民黨“剿匪”話語的壟斷。薄復禮以隨軍親歷者的身份，詳述了紅軍嚴明的紀律、靈活的戰略戰術及與民眾的魚水關系，其客觀記錄與國民黨的抹黑宣傳形成強烈反差。斯諾用鏡頭和筆記揭開了紅色中國的神秘面紗，將紅軍的抗日主張與政治綱領推向國際輿論場。英國媒體通過引入這些“內部視角”，成功將長征敘事從“軍事潰退”重構為“戰略轉移”與“民族救亡”，使紅軍形象從抽象的、負面的“赤匪”符號轉變為具象的、有血有肉的英雄群體。

英國出版界通過經典文本的出版與傳播，基本完成了紅軍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塑造。《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英國出版后，迅速被譯為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這部著作成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奠基之作，塑造了紅軍的經典形象。英國出版界通過經典文本的打造與傳播，使長征敘事超越了短期的新聞熱點，升華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符號。史沫特萊、畢森、貝特蘭等著名外國記者紛紛奔赴延安，向世界報道中國革命。長征被當作人類軍事史的壯歌不斷在國際敘事中得到強化。1971年，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把紅軍長征譽為“生存的史詩”，他深刻指出，長征已超越國界，在各大洲成為一種精神象征，“是一個關於純粹堅韌與決心的無與倫比的人類故事……理應贏得每一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尊重與欽佩”。1984年，美國著名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贊譽長征是“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認為其集中體現了勇氣、毅力、智慧與艱苦奮斗的精神。兩位學者雖然視角不同，卻都將長征精神從特定的歷史敘事中提煉出來，升華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長征敘事及紅軍形象建構在英國的演進，雖以“他者”視角呈現，但絕非單純的“他塑”，而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自塑”基礎之上的客觀反映。在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以堅定的信仰、鋼鐵般的意志與嚴明的紀律，向國際社會生動詮釋了人民軍隊的本色。20世紀30年代，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成功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英國關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長征的國際敘事與形象建構，客觀上推動了長征走向世界，使其升華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壯舉﹔同時使紅軍形象從西方輿論中的“異端”轉變為被理解、被尊重的革命主體，為國際社會認識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提供了獨特而深刻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