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長征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9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以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和所向無敵的英雄氣概，爬雪山，過草地，走過千山萬水，戰勝千難萬險，粉碎上百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奪取了萬裡長征的勝利。長征的偉大勝利，是黨領導下的民族交融、凝聚共識、形成政策的偉大過程。長征中，中國共產黨制定並實施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民族政策，從多個維度顯著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長征“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全境，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中共中央在同年9月20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是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我國東三省。中國共產黨迅即派遣楊靖宇、周保中等到東北各地領導武裝抗日斗爭，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中國共產黨自覺將黨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長征中倡導並推動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4年7月，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並准備實施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要求“最高度的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中國共產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實施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之際，更加緊密地把抗日救亡與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后，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在抗戰的總體目標下注意與國內各方政治力量的聯合。中國共產黨從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開展“下層統一戰線”，到進行“反帝斗爭和統一戰線”，再到1935年6月發表《為反對日本並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號召全國工人、農民、海陸空軍以及一切愛國志士、革命民眾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途中，我們黨通過艱苦卓絕的實踐探索，成功把解決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危亡聯系在一起，把長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進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偉大長征精神中，首條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置於最高位置，不僅在長征中密切了各民族關系，而且奪取了長征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創造了條件，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和中堅力量。

長征豐富了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內涵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確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基本原則。1922年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后，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實現民族平等等革命主張。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各民族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從根本上奠定了民族平等的法理基礎。

長征途經多個少數民族地區，踐行民族平等並推動民族團結。長征是以漢族黨員為大多數的中國共產黨、以漢族官兵為主體的紅軍，長時期轉戰於苗、瑤、壯、彝、羌、藏、回等少數民族地區，廣泛深入地與少數民族同胞交往的歷程。長征開始不久就進入了湘、桂、黔三省民族地區。1934年11月，紅軍發布《關於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宣布黨實行民族平等的原則主張。12月24日，《關於我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系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發布，指出“不打苗民土豪”“克服一切侵害群眾脫離群眾行為”。1935年元旦，《總政治部關於瓦解貴州白軍的指示》號召“不打抗日紅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苗瑤弟兄不替壓迫苗瑤民族的國民黨軍閥當兵，嘩變拖槍到紅軍來”。這些旗幟鮮明的政治主張獲得了各少數民族的廣泛支持，奠定了長征勝利的群眾基礎。

1935年5月，紅軍進入彝族聚居區，朱德總司令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長征”，宣布“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積極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及其主張。5月22日，中央紅軍經過大涼山彝族聚居區，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在四川冕寧彝海同彝族果基家支首領果基約旦（小葉丹）殺雞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即“彝海結盟”，成為紅軍長征途中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典范。

隨著長征勝利進軍，紅軍通過布告、口號、標語、群眾動員等方式廣泛宣傳，通過言行舉止、身體力行，將黨的民族政策及其系列理念傳播到紅軍經過的省區，使得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等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長征中，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將理論化為行動，真誠為勞苦大眾、各民族兄弟服務。在廣西侗寨，紅軍奮力扑滅敵軍的縱火，積極救濟受害群眾，當地民眾傳為佳話，並將幸存的鼓樓命名為“紅軍樓”﹔在雲南扎西，3000多名青年受到民族平等政策感召，踴躍參軍﹔在貴州弄染村寨，紅軍與布依族首領主動接觸，簽訂了反蔣反苛捐雜稅的協定﹔在四川甘孜，紅軍尊重藏族民眾的宗教信仰，與格達活佛等宗教人士建立了良好關系，轉化了諾那活佛的態度﹔在甘肅哈達鋪，漢、回、藏等族同胞為紅軍送糧送藥、當向導，譜寫了長征路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動人篇章，紅軍在少數民族群眾中贏得了“菩薩兵”等贊譽。紅軍長征以實際行動贏得了各少數民族群眾的信任，與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魚水情誼。

長征經過了苗、瑤、壯、納西、布依、土家、彝、羌、回、藏等十幾個少數民族聚居區，認真執行黨的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政策，得到當地少數民族的真心擁護與大力支持。藏族群眾節衣縮食，努力為紅軍籌糧、捐獻牦牛、送寒衣棉被，毛澤東同志稱贊其為“牦牛革命”﹔黨的民族政策感召了大批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涌現出鼎力支持長征的彝族頭人小葉丹、藏族愛國宗教人士格達活佛、回族阿訇肖福禎、羌族“紅色土司”安登榜、藏族卓尼土司楊積慶等代表人物﹔一大批少數民族青年義無反顧參加紅軍，歷經長征艱險考驗與革命錘煉。黨根據民族地區社會的具體情況，長征經過涉藏地區時採取了暫停土地革命等措施。有藏族紅軍回憶說，“當時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原因在於“團結少數民族中的大多數”。

長征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入地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情，深化了對中華民族及其相關概念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認知。這些早期探索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民族自治政權的偉大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長征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記憶

長征高舉北上抗日的旗幟，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把各族群眾的前途命運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緊密聯結在一起。這種超越地域阻隔、跨越民族界限的共同目標，打破了近代以來狹隘的族群觀念，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長征橫跨中國中南、西南、西北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是一次全方位、深層次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偉大實踐。長征中，紅軍始終堅守初心，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杜絕欺壓群眾、破壞民俗的行為，真誠友愛對待各族群眾。這些做法打破了舊社會不同民族間的地域隔閡與交流壁壘，促進了中華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群眾基礎。

長征孕育了一系列流傳至今的民族團結佳話。例如，劉伯承與小葉丹的“彝海結盟”、朱德與格達活佛的深厚情誼、紅色土司楊積慶擁護紅軍等生動事例，膾炙人口、蜚聲中外，破除了近代以來的民族隔閡與偏見，持續深化了各族群眾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認同。

這些跨越民族、地域的史實，生動詮釋了危難時刻各民族不分你我、同心共濟的家國情懷，讓民族團結的觀念廣為人知，民族團結的種子扎根在各族群眾心中，成為近代以來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鮮活范例。

長征途中，紅軍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奪取臘子口等一幕幕英雄壯舉，經過一代代口耳相傳，深深鐫刻在各族人民心中，成為全體中華兒女共享的紅色記憶。紅軍長征戰斗過、途經的各類遺址遺跡，成為承載這些共同記憶、持續強化歷史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物質載體。長征歷程及其偉大勝利，在經過的廣大民族地區，留下了極為深刻的集體記憶，成為各族人民和睦生活、並肩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鑄就了不朽的精神豐碑。

長征勝利的偉大壯舉，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彰顯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家國擔當，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進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

長征及其勝利的消息傳到國外，極大鼓舞了致力於解放事業的世界各國人民。1936年7月，英國《格洛斯特郡回聲報》刊登的文章指出，紅軍在中國團結一切力量抵抗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為全人類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值得學習。可見，長征“是中國革命斗爭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偉大壯舉，是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紅軍經過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時，得到少數民族群眾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少數民族歡迎紅軍，青年踴躍參軍，並肩參加戰斗，發揮建立革命政權的能動性，積極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國共產黨推動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長征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新征程上，要大力弘揚偉大長征精神，持續喚醒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歷史記憶，凝聚思想共識、強化文化認同，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積極投身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