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楚辭》論評要籍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楚辭》自漢代結集后，歷代學者圍繞其展開了大量的評價或批評，稱之為《楚辭》“論評”。這些“論評”或論人論世，或論義論文，或散見，或集中，經過歷代積累，蔚為可觀，成為《楚辭》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楚辭》學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總體上講，明代以前，此類材料多見於文人專書、文集與筆記等著述中。明以后，專門的《楚辭》“論評”著作開始出現。姜亮夫先生《楚辭書目五種》即在“楚辭書目提要”中將歷代楚辭學專著分為“輯注”“音義”“論評”“考証”四類，其中專列“論評”一類，介紹歷代《楚辭》“論評”著述。
漢唐時期：《楚辭》“論評”的肇始
從理論上講，伴隨屈原作品的出現，時人的評價或批評即已出現，這應是此類文獻的濫觴。隨著屈、宋作品以及漢代擬騷作品的陸續輯集，相關“論評”材料也日漸繁多。
漢唐時期的《楚辭》“論評”主要圍繞屈原其人的評價展開。有文獻記載的第一位對屈原進行評價的文士是賈誼，其在《吊屈原賦》中言屈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其后，劉安《離騷傳》評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又贊《離騷》體兼《風》《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雲：“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后有揚雄“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作《反離騷》以吊屈原。揚雄雖悲憫屈原遭際，但對其自沉之舉並不認同，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不同於賈誼、劉安、司馬遷等人對屈原與《楚辭》的贊賞，班固則對屈原持批評態度。班固認為，“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對於屈原的作品，班固認為，此前劉安對《離騷》的評價過高，並不符合實際，“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班固又從《離騷》的藝術特色著眼，肯定其對后世文學的影響，“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王逸《楚辭章句》是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楚辭》注疏類專書，其中亦有諸多“論評”之語。王逸認為，班固對屈原“露才揚己”的批評“殆失厥中”，又對屈原的忠愛之心與高潔品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此外，王逸還在《楚辭章句》各篇作品前的序中，對其作者歸屬、行文大旨與創作時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漢代對屈原的兩種不同評價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屈原“忠”“怨”的討論，成為歷代《楚辭》“論評”的重要話題。
至南北朝時，《楚辭》“論評”以《文心雕龍·辨騷》為代表。劉勰將目光從屈原其人聚焦於《楚辭》文本，先從漢代劉安、班固、王逸、漢宣帝、揚雄諸家對《楚辭》的“論評”進行回顧，認為前論皆“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劉勰採取“折衷”的思維模式與論文方法，將《楚辭》與經書相比較，概括出《楚辭》與經書的“四同”“四異”，為漢代的《楚辭》“論評”作結。劉勰繼而道出自己對《楚辭》文體淵源、藝術成就與各篇特色的評價，雲：“故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採絕艷，難與並能矣。”劉勰充分肯定《楚辭》對后世的影響，言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在篇末贊語中對屈原與《楚辭》發出“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的由衷贊嘆。
唐人對《楚辭》的興味遜於漢人。因此，唐代的《楚辭》“論評”較之漢代有所回落。《隋書·經籍志》對屈原其人與《楚辭》的創作動因、藝術特色等進行了簡要評價，雲：“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唐太宗贊賞屈原的高潔品行，以“孑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評之。
宋元時期：《楚辭》“論評”的接續發力
宋元時期的《楚辭》“論評”，以宋代為主。與漢唐時期的“論評”形態相近，這一時期的《楚辭》“論評”仍停留於散論階段。在最具代表性的晁補之《重編楚辭》、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及《文選》諸家注中，也有諸多《楚辭》“論評”之語。
宋代《楚辭》學蓬勃發展，這一時期問世的朱熹《楚辭集注》不僅是《楚辭》注疏類專書的代表，還對明清時期的《楚辭》“論評”著作產生了巨大影響。概括而言，其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文獻版本方面，明清時期影響較大的《楚辭》“論評”著作，如明代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沈雲翔《楚辭集注評林》、陳深《諸子品節·屈子》與清代林雲銘《楚辭燈》、吳世尚《楚辭疏》、方人杰《楚辭讀本》等，皆以《楚辭集注》為底本。二是在“論評”內容方面，朱熹提出屈原之忠，屬“忠而過者”，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屈原之作，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其后，蔣之翹、沈雲翔、吳世尚等明清《楚辭》“論評”者不僅在論評著作中多征引朱熹之論，還圍繞其“忠而過”的觀點展開進一步討論。
此外，晁補之《重編楚辭》、洪興祖《楚辭補注》兩部影響較大的注疏類專書，也包含部分“論評”內容。晁補之《重編楚辭》以屈原作品內証為據，不僅對世傳《楚辭》的篇目順序加以調整，還對部分篇目的作者歸屬問題進行探討。洪興祖《楚辭補注》在王逸《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對《楚辭》各篇的文義展開了更為深入的剖析。除了以晁補之、洪興祖、朱熹等為代表的《楚辭》學家之外，亦有不少宋代文學名家存有《楚辭》散論。如宋祁評《離騷》雲：“《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蘇軾評曰：“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高似孫又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宋代《楚辭》“論評”繼唐代回落后，呈現出復興態勢。
宋代米芾《離騷經冊》 圖片來源:CFP
元代《楚辭》“論評”再度回落，不復宋代之盛，所論亦不出前代窠臼。如方回《學詩吟》評《離騷》雲：“《離騷》謂絕響，此道傳人心。”祝堯對《楚辭》與《詩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雲：“《騷》者，《詩》之變也。”吳澄從君臣大義視角評屈原，雲：“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
明清時期：《楚辭》“論評”的興盛
明清時期不僅是《楚辭》學的興盛時期，也是《楚辭》“論評”的繁榮期。這一時期《楚辭》“論評”在呈現形式與持論上可謂百花齊放。在形式上，散論、專論、評點、集評、專書並駕齊驅﹔其所品評，或是捍衛舊說，或是自立新解，又或是二者折衷，可謂異彩紛呈，各領風騷。明清時期的《楚辭》“論評”對后世影響極大，很多觀點被近現代學者採納，並進一步推延，其影響流播至今，幾成定論。
明清時期《楚辭》“論評”著作競相出現，這既是兩千多年《楚辭》學研究學術積澱的結果，又受到心學思潮、明清易代的政治時局、八股取士的文化政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更與此時文學評點的興盛密切相關。《楚辭》評點本是《楚辭》“論評”著作中較為獨特的一類，其“論評”內容附著於所用的《楚辭》底本之上。這些評點本由評語與圈點構成，就評語而言，可細分為眉批、旁批、夾批與總評等內容﹔就圈點而言，包括圈、點、截、抹等符號。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評點起始於南宋，至明萬歷年間，《楚辭》評點本開始出現。萬歷十四年（1586）馮紹祖校刊《楚辭章句》是明代較早出現的《楚辭》評點本。該本呈現“以注為主”“注評合一”的狀態，是文學評點發展初期評點本所具有的普遍現象。至天啟年間問世的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則已轉變為“以評為主”“注評合一”。就蔣本所載評點的質量與數量而言，《楚辭》評點諸本中鮮有能出其右者，堪稱明清時期影響最大的《楚辭》集評本。
早期的《楚辭》“論評”著作呈現“注疏”“論評”“音韻”“考証”等內容合一的格局。隨著“論評”的逐漸深入，《楚辭》“論評”著作中“論評”內容的比重開始逐漸提高，“注疏”“音韻”“考証”等內容的比重逐漸下降，更出現了如賀貽孫《騷筏》、顧成天《讀騷列論》等不錄《楚辭》原文的純粹“論評”專書。
自明中后期開始，來欽之《楚辭述注》、陸時雍《楚辭疏》、馮紹祖校刊《楚辭章句》、陳深輯《諸子品節·屈子》、閔齊伋校刊套印《楚辭》、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張鳳翼《楚辭合纂》、潘三槐《屈子》等質量較高的《楚辭》“論評”著作先后涌現。這些“論評”著作圍繞《楚辭》的文體與藝術問題、刊刻與流傳問題、接受與批評問題等展開深入討論。以陸時雍《楚辭疏》為例，該書對《詩經》與《楚辭》的同異進行了細致考察，提出《楚辭》與《詩經》的風格不同，卻本質相似、文義互通，且《詩經》“六義”在《楚辭》中均有體現。故陸時雍認為，《楚辭》與《詩經》具有相同的文學地位。及至清代，更有周拱辰《離騷草木史》、王萌《楚辭評注》、鄭武《寄夢堂屈子離騷論文》等大批《楚辭》“論評”著作蜂擁而出，形成了《楚辭》“論評”的全面興盛，也推動了《楚辭》“論評”的深入發展。清代《楚辭》“論評”者不僅對屈原其人、其世展開追問與批評，還對《楚辭》諸篇的作者歸屬、創作時地、行文藝術、結構層次等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討論。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楚辭》“論評”專書當屬林雲銘《楚辭燈》。林雲銘秉持“知人論世”的“論評”理念，採取評點形式，對屈原作品進行品評。受明代黃文煥《楚辭聽直》的影響，林雲銘對《九章》諸篇的創作時地作了細致考察，並重新排列各篇順序。《楚辭燈》問世后盛行一時，如劉夢鵬《屈子章句》、屈復《楚辭新集注》等著作，多被書坊冠以“楚辭燈”之名。其后，顧成天《讀騷列論》、董國英《楚辭貫》、顏錫名《屈騷求志》等“論評”專書，對《楚辭燈》的觀點多有繼承。亦有王邦採《離騷匯訂》、牟庭《楚辭述芳》、魯筆《楚辭達》等“論評”專書對《楚辭燈》之論加以批評，更有朱冀《離騷辯》一書，專為批駁《楚辭燈》之悖謬而作。《楚辭燈》對其后《楚辭》“論評”的影響可見一斑。
歷代《楚辭》“論評”者對《楚辭》文本與屈原其人的品評，構成了中國《楚辭》批評史的基本坐標。對歷代《楚辭》“論評”著作進行整理與研究，在豐富《楚辭》學史研究內涵、推進當代古籍整理工作進程、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