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章才，系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通俗讀物項目《中國樹葉：茶的全球史》負責人、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季羨林先生在《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指出，“在非常習見的東西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部十分復雜、十分曲折的文化交流的歷史”。茶，正是這樣一種習見而並不平凡之物。茶被中國先民發現與利用之后，影響范圍不斷擴大，逐漸成為世界許多地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這一傳播過程相伴，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接觸與接受茶葉的同時，通常依照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對其重新加以認識與利用，其中部分創造又回流中國並產生一定影響。茶葉走向世界，在流動中不斷被重塑，並由此促成不同文明的彼此豐富。
跨山越海：茶葉由中國走向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葉並形成飲茶傳統的國家。考古成果顯示，山東鄒城邾國故城遺址存有戰國時期的茶葉殘渣，陝西漢景帝陽陵藏有幾乎全為嫩芽的茶葉。至唐代，飲茶之風已遍及大江南北，“人之所資，遠近同俗”。在中國飲茶傳統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伴隨人員往來與海陸交通的發展，茶葉也逐漸向域外流動，其中向東、向西與向北三個方向尤為值得關注。
向東，茶葉主要傳至朝鮮半島與日本。唐朝時期，新羅與日本的使節、僧人與留學生時常來華，飲茶之風也由此傳入當地。765年農歷三月初三，新羅僧人忠談在南山三花嶺煮茶供奉彌勒世尊，歸途中應景德王之請煎茶相奉，《三國遺事》稱其茶“氣味異常，甌中異香郁烈”。這一記述表明，此時飲茶已經進入新羅的佛教儀禮。815年，曾長期留學唐朝的日本僧人永忠在近江國梵釋寺親自煎茶，獻於嵯峨天皇，兩個月后，嵯峨天皇命畿內以及近江等地種茶並按年進貢。嵯峨天皇敬慕唐朝文化，有時還舉辦茶會、撰寫茶詩，這些舉動推動了飲茶之風在小范圍內興起。稍后，新羅亦有明確的種茶記錄。入唐使臣大廉於828年攜回茶種，奉命植於地理山。此舉推動了飲茶在新羅的進一步傳播，《三國史記》認為“（茶風）至於此盛焉”。
向西，茶葉並非沿單一線路持續流動。約9世紀前期沉沒於印度尼西亞勿裡洞島海域的“黑石號”，可能駛往波斯灣一帶，上面載有一件題有“荼盞子”三字的長沙窯瓷碗。成書於9世紀中葉的阿拉伯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述了茶葉“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這些材料表明阿拉伯旅行者已經了解中國茶，與茶相關的器物也已進入印度洋貿易，但尚不能確証茶葉實物已經流入西亞。至蒙元時期，相關記載才逐漸明確。據學者對波斯、阿拉伯文獻的考証，1304年，也門拉蘇勒王朝贈送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禮物中，即有茶葉以及錦緞、瓷器等中國物產。總體來看，這一地區較長時期內並未形成廣泛的飲茶習俗，現有材料亦難表明茶葉由此繼續西傳。至於西歐，茶葉的輸入則要到地理大發現之后。15世紀末，歐洲人繞過好望角來到東方。17世紀初，荷蘭人開始採購中國和日本的茶葉，茶葉由此逐漸進入西歐市場。稍后，英國人亦投身其中，英國東印度公司1687年派往廈門的商船“倫敦號”和“伍斯特號”，所受指令中即包括購茶150擔。茶葉還隨歐洲商業網絡進入北美殖民地。1690年，波士頓商人本杰明·哈裡斯等取得相關執照並公開銷售茶葉，表明這一商品在當地已經流通。
向北，茶葉主要由陸路傳入俄國。大致在17世紀，茶葉隨外交使團和商人開始進入俄國。英國人塞繆爾·柯林斯曾任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宮廷醫生，他在《俄國現狀》（1671年）中記述，有人從西伯利亞以東帶回茶葉與八角，茶葉包裝上還寫有漢字。這一資料表明，此時茶葉已經能夠經西伯利亞進入俄國。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后，中俄貿易得到發展，而1727年《恰克圖條約》的簽訂，進一步提供了更為穩定的制度條件。此后，由福建武夷山等中國茶區至恰克圖的茶葉貿易日趨興盛。這一現象甚至引起馬克思的關注，其《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記述，1852年，在恰克圖賣給俄國人的茶葉已達17.5萬箱，而且指出此地隨著貿易的增長，“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
茶葉由中國走向世界，深受交通網絡、國際關系與商業發展的影響。早期，茶葉主要傳播至周邊區域，茶葉實物流入波斯與阿拉伯地區的証據出現較晚且較為零散。15世紀末以后，世界各地區的聯系愈發緊密，海上交通和歐洲商業網絡的發展推動茶葉進入西歐與美洲。與此同時，中俄陸路貿易的拓展又使茶葉不斷向北傳播。使節、僧人、旅行者與商人等跨文化中介，對茶葉的全球流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落地生根：不同地域的飲茶生活
茶葉抵達異域，並不意味著當地社會即刻接受，而須經歷一個調適過程。日本早期飲茶主要流行於宮廷與寺院。弘仁年間，在嵯峨天皇推動下，飲茶一度興盛，但9世紀中后期以后，伴隨遣唐使活動終止等變化，這股茶風逐漸趨於低落。12世紀后期，中日交流重新趨於活躍，榮西禪師兩度入宋，在南宋禪院生活中接觸到新的制茶與點茶之法，歸國后大力推廣飲茶。此后，日本飲茶重新興盛並呈現明顯的本土化趨勢。以斗茶為例，宋代斗茶主要圍繞茶品質量及點茶效果展開，相較之下，日本斗茶更側重對茶葉產地的辨識。14世紀前期流行的“本非茶勝負”，即以京都栂尾茶為“本茶”，其他產地之茶為“非茶”，由參與者品飲辨別。斗茶既考驗品鑒能力，又成為社會交往的重要方式，實際上將源自中國的點茶與品鑒方法，納入了本土的社會環境之中。
茶在英國的傳播，經歷了由珍貴舶來品到大眾日常飲品的轉變。17世紀中葉，倫敦商人托馬斯·加韋開始在咖啡館中出售茶水，還大力宣傳其醒腦、助消化和防治疾病等功效，茶葉作為一種帶有東方色彩的健康飲品出現在人們面前。被后世稱為“飲茶王后”的凱瑟琳，其嗜茶習慣則擴大了茶在宮廷與貴族中的影響。不過，茶風的廣泛傳播有賴於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發展：茶葉輸入量不斷增長，價格隨之下降，在18世紀中后期，中產階級與普通勞動者也逐漸飲茶。在這一過程中，英國人依據自身的飲食傳統不斷調整飲茶方式，滋味較濃的紅茶日益受到歡迎，人們還將牛奶加入茶中。而西印度群島所產砂糖的大量輸入，又為加糖做法的流行創造了條件。在此基礎上，紅茶、牛奶與砂糖的結合逐漸成為英式飲茶的重要特色。至19世紀，飲茶進一步嵌入英國社會的日常節奏。勞動者結束一天勞作后，常以茶搭配面包、肉食等，較為豐盛的“高茶”成為一些家庭的晚間正餐。與此同時，中上層社會原有的午后飲茶習慣也在19世紀中葉逐漸發展為較為規范的“下午茶”，成為一種重要的社交方式。
茶葉傳入俄國與摩洛哥后，同樣經歷了各具特色的本土化。在17世紀，茶葉主要作為外交禮物和稀有商品進入俄國，影響局限於社會上層，后來隨著中俄貿易的發展和消費群體不斷擴大，至19世紀逐漸進入普通家庭。隨著飲茶的日漸普及，適合當地寒冷的氣候條件、能夠滿足圍桌聚飲需求的茶炊流行起來：茶炊用於燒水，人們用置放在其頂部的小茶壺泡制濃茶，飲用時先向杯中倒入少量茶湯，再從茶炊注水調節濃淡，並佐以方糖、蜂蜜、果醬與點心。在北非的摩洛哥，其飲茶特色主要在於加入薄荷。中國綠茶較早即已進入摩洛哥，至19世紀隨著輸入規模擴大，摩洛哥社會將中國綠茶、當地鮮薄荷與食糖結合起來，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薄荷茶文化。
茶葉進入不同地域，飲用方式及其承載的意義受到自然環境、物產條件和社會文化的深刻塑造。各地並未照搬中國的飲茶方式，而是在長期的接受過程中，對茶葉的種類、所用器具以及相關禮儀不斷加以調整。由此，茶葉從異域商品逐漸轉化為本土的重要飲品，並被賦予不同的情感寄托、禮儀功能和文化意涵。
往來互塑：茶知識與審美的流轉
茶葉進入不同社會，還意味著知識的交匯。榮西禪師為了在日本社會推廣飲茶，撰寫了《吃茶養生記》。書中大量征引中國典籍，並將中國醫學中的五味所入理論，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腎，甘入脾”，與飲茶經驗結合起來。榮西特別重視“苦入心”，認為日本飲食中苦味不足，故“多有病瘦人”，而茶味苦，飲之可以“調心臟，除愈萬病矣”。這種解釋並非照搬中國知識，而是結合日本的飲食實際加以重新闡釋。在歐洲有關茶的早期書寫中，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知識轉譯，只是其依據轉向了本土醫學體系。16世紀末，耶穌會士馬菲主要根據傳教士書信和東方見聞，在《印度史》中將茶描述為通常趁熱飲用的健康飲品，並稱飲用者幾乎不受“pituita”（黏液性疾患）、頭部沉重和眼睛不適等病症困擾。此處的“pituita”正是歐洲醫學四體液說（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中表示“黏液”的術語，說明東方有關茶葉功效的經驗進入西方的書寫以后，已經帶有本土醫學語言印記。此后，另一耶穌會士陸若漢在《日本教會史》中作了更為具體的解釋，其論述涉及消化、排泄以及胃、腎等器官功能，顯示出東方飲茶經驗進入歐洲書寫后，被進一步納入有關身體機能的醫學解釋之中。
茶所引發的交匯還體現在審美領域。隨著唐宋以來中日交往的發展，中國茶具陸續傳入日本，其中的精品被視為貴重的“唐物”，成為身份與品位的象征。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日本茶事審美更多表現為對中國器物的欣賞，至15、16世紀，對“和物”的重視逐漸提升。歐洲對中國茶具的接受同樣伴隨著審美重構。早期輸入歐洲的中國茶具頗為珍貴，工匠有時通過加裝金屬構件進行修復或美化，比如大英博物館所藏一件德化白瓷茶壺，即換裝了銀質壺嘴，並加裝鎏金金屬鏈固定壺蓋。法國塞夫勒瓷廠制作茶具時，曾在歐洲式器形上繪制中國風格的人物與園林圖景，並配以烏木和銀鎏金構件，展現了不同工藝與審美趣味的交匯。在北美殖民地，也可見中國器形進入本土銀器制作的例子。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紐約銀匠雅各布·博倫制作的一把銀茶壺，其球形器身、直流和壺蓋仿照中國陶瓷茶壺，而紋章雕刻與金屬絲裝飾則體現了早期紐約銀器的特色。
海外圍繞茶形成的新知識與審美偏好，也有一部分經由商品流動、書籍譯介和人員往來對中國產生影響。自17世紀，歐洲商人陸續將茶壺、杯具等模型以及紋章、版畫圖樣帶至中國，供工匠按照海外需求進行制作，西洋器形、紋樣以及繪畫中的明暗、透視等表現方法逐漸進入中國工匠的視野。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的乾隆廣彩開光西洋人物銀蓋瓷茶葉罐，即運用西方繪畫中的明暗畫法，將人物和場景形象地展現在狹小的空間之內。清宮所制乾隆款畫琺琅開光山水花鳥圖八棱提梁壺，造型仿照了西洋銀壺，同時以中國傳統山水花鳥圖案加以裝飾，呈現出中西器形、工藝與審美的交融。這種回流不僅體現於器物和審美，也逐漸進入茶業知識與技術領域。19世紀后期，印度、錫蘭、日本等地茶業相繼崛起，其在茶樹栽培、茶葉制造和經營中形成的知識不斷被引入中國。英國人戴維·克羅爾於1897年出版茶業專著，其后由容廉臣譯、陳士廉述，以《印度茶書》之名刊載於上海《農學報》，涉及茶樹栽培、茶葉制造、茶園經營以及勞工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與經驗。
中國先民發現並利用茶葉，此為中華文明對人類的重要貢獻。茶葉之所以能夠跨越山海，既源於其解渴、提神等生活功用，也在於其能夠較為靈活地融入不同地域的飲食方式。與此同時，東亞部分政治、宗教與文化精英對中國文化的取法，以及歐洲社會對東方物產和生活風尚的推崇，也發揮了推動作用。茶葉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不同社會重新塑造，各地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本土化創造，其中一部分又回流中國，參與中國茶業與茶文化的更新。茶的全球史並非一部單向傳播史，而是物質流動、在地創造與往來互塑交織的文明交流史。“人間共此味”，所共享的不僅是一盞茶，更是不同文明在接觸、選擇、交流與再創造中彼此豐富的歷史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