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晉令》輯佚、考釋與研究”負責人、2024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湘潭大學法學學部教授
令，在我國古代早期是法律的泛稱，又多指王言王令，常與律混雜難分。律令發展至魏晉，“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屬性有異，各自成典。令類似於今天的行政法規，與以刑法為主核的律成為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形式。
令典是中華傳統政治智慧在行政立法領域的集中體現，兼具學理性、系統性、確定性、一致性等特征，是令成文化的高級樣態，集中體現了古人在施政理念、法律分類與立法技藝等方面的創見。《晉令》是中國古代行政法典的典范之作，對當時及后世影響很大，惜已佚失。考察其內在屬性與流變歷程，可揭示古代法典制定的具體方式及其立法精神，有助於為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法典編纂路徑提供借鑒。
糅合禮法：《晉令》的屬性
陳寅恪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究諸史實，禮令關系比禮律關系更加密切。《晉令》四十篇中，不少篇名一看即知與禮關系緊密，如《服制令》《祠令》《喪葬令》等。《南齊書·輿服志》：“文物煌煌，儀品穆穆。分別禮數，莫過輿服。”儒家“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周禮》乃后世設官立制的藍本，《禮記》《儀禮》的一些儀則被引入律令，乃“引禮入律（或令）”的顯現表征。《禮記·樂記》：“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晉定禮修律，眾臣非常清楚“禮樂政刑”四者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試圖通過定禮樂、修律令解決四者間的關系，這是前朝未竟的事業。司馬氏君臣試圖通過法制、官制和禮制的頂層設計，系統重整社會秩序，實現禮與法的調適融通。以“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的方式，証明政權的正當性。泰始年間先頒行律、令、故事﹔新禮也在撰定之中。禮紛繁復雜，甚難理清，經荀顗審定的禮有“百六十五篇合十五余萬言”，后經摯虞刪定，先公布了至關緊要者十五篇，於惠帝元康元年（291）頒於天下，從形式上解決了施政“有典有則”的問題。
作為封建國家施政的大經大法，令典規定的是日常行政中繁冗的行政事宜：選官及考核、官品及職責、俸廩及服制、戶口及稅收等。可以推測，不少令條乃由禮入令或雜糅禮令而成。正因此，從《晉書·禮志》《宋書·禮志》《通典·禮典》中可輯得《晉令》令條﹔《晉書·輿服志》中“服制”內容多是集《晉令·服制令》而成﹔《晉書·職官志》《通典·歷代官制總序》羅列的西晉職官表，資料亦主要來源於《晉令·官品令》。
簡法務本：《晉令》的特質
戰國至秦漢深受法家影響，奠定了后世制頒成文法的傳統。秦代“法令由一統”，凡事“皆有法式”，招致“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之譏﹔但秦人探索“法治”的精神不應被磨滅。“漢承秦制”，習於立法。漢成帝時，“律令煩多，百有余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律令又陷入“繁於秋荼”的死循環。東漢末，律令及其他“斷罪所當由用者”，多達七百余萬言。如此大體量的律令簡牘，使“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制定簡潔便行的律令成為時代的強烈吁求。武帝泰始四年（268）下詔，“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晉武帝推動完成泰始律令的編纂。
晉律令具備高超的立法技巧，慣於凝練篇章之義，“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比《曹魏令》更加簡潔周備，特色鮮明。
首先，按類設令，合理歸類。《晉令》較好解決了“按類設令”難題，令篇依令條的具體內容而定﹔不像漢代按干支來標識令篇，導致篇目混雜，令條散亂，不便於用。《晉令》則不同，如屬“官品”者入《官品令》，屬“吏員”者入《吏員令》，等等。歸類合理，層次分明，甚便行用。至於“軍令”的分篇，尚無最優解，給后世令典完善留了空間。
其次，令條簡潔，朴實中性。與秦令比，漢令已強調並力爭做到簡潔﹔但與《晉令》比，尚不可同日而語。如《晉令·戶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又如《晉令·關市令》：“翡鳥不得西度隴。”文字何其簡潔。體現了《晉令》的特色：對象普適、語詞中性、行文簡潔、事關禁止，與當今的法條語言十分相像。這是重大的歷史進步，影響到后世律學理論與立法技術的長遠發展。
最后，削除罰則，令存事制。律、令之別主要在於其規范屬性、效力層次與穩定程度。在秦漢律令混雜之時，令中多有罰則，律中常含政令。這與“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的分工大異其趣。為提高決斷效率，凡遇官員一般違法的處罰傾向非刑罰化，順應了社會發展所需。這些“故事”最終聚集為行政處罰序列，成為魏晉制令者的通識，也最終催生了律令分野觀念的出現。輯佚所得的《晉令》中，還偶見帶有罰則的令條，恰體現了歷史的延續性與不徹底性。《晉令》：“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這種“歷史的尾巴”在《晉令》中並不多見。令與罰則分離乃大勢所趨，更多晉令體現了“令以存事制”的性質，帶有鮮明的強制性、禁止性行政法規色彩。
輕平簡易：《晉令》的行用
在魏晉修律的歷史使命中，律令分野並法典化成為最高追求。唐人說晉律令“實曰輕平，稱為簡易”，評價甚高。晉令2306條98643字，晉律令共2926條126300字，體量僅是漢末律令的1.6%。晉令條平均約43字，比出土秦漢簡所見秦漢令更顯簡潔。這種刪繁就簡的功力，令人驚嘆。人的無限性、創造性在此次修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困擾漢人幾百年的律令繁雜問題迎刃而解。且《晉令》並未淪為一紙空文，而是富於實用性與革新性的法典。
一方面，富於實用，施政遵循。《晉令》作為行政法典，大多令條屬於強制性與禁止性法規，違令多會受行政處罰，如罰俸、降級、免官、除名等。《晉令·戶令》：“養人子男，后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為戶。”在一起發生於東晉的爭子案中，原告就曾援引此令申辯。《晉令·戶令》：“年九十，乃聽悉歸”，本來自《禮記》所倡“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晉“引禮入令”，由禮儀變為強制性法規。晉朝庾純因酒后失言得罪賈充被免官，賈充又指責他“父老不求供養”，企圖令其“違令有罪則入律”而被刑事處罰。在禮令中規定的“冕服”制度更成為兩晉南北朝禮法變革的重頭戲。《晉軍令》多繼承自曹操軍法，其實操性很強。《晉令》：“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著兜鍪”，即軍隊在兵營駐扎時，步騎兵都得戴頭盔。《三國志·諸葛恪傳》載諸葛恪令留贊、丁奉等將領急行軍去解救被困將士，恰遇魏軍將領路中聚餐，“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留）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丁奉令將士“解鎧著冑，持短兵”，吳軍奮勇向前，與魏軍短兵相接，魏軍大敗。從戰場情形推知，行軍途中，兜鍪本應戴在頭上，但魏軍不遵軍令，軍容不整，大敗而歸。可見，曹操軍法富於實操性，這是《晉令》中承繼較多曹魏軍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慎於修訂，因應世用。《晉令》頒行后，既未成一紙空文，亦未能一勞永逸﹔因職官、禮儀等制度變化，因時革新、因變修訂。令典的修訂與制定並非一事，唯有令典內容須做出重大、全面調整時，重新制定令典才會被提上日程。故《晉令》曾多次修訂更合史實，史載惠帝元康中曾修訂過《晉令》。《晉書·鄭默傳》：“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鄭）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改法定令”自是對《晉令》相關條文做調整。總之，日常的修訂，隻需對有關令條修訂即可，對體量達兩千多條的《晉令》而言，工作量並不大，不必啟動重修程序。
溝通漢唐：《晉令》的地位
從曹魏開始，律令分野大幕開啟，晉律令踵事增華，張大其事，恢宏其制，我國古代律令分野、各自發展的態勢已不可逆轉。但歷史發展不會一蹴而就，雖然律令已分，但將“令”作為“律”補充法的慣性思維尚在，這仍是“令”的重要特點之一。至隋唐修令時，律令分野才最終完成，形成律典“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除暴，禁人為非”，令典“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之局面。
《晉令》在繼承秦漢魏令基礎上，有很多創設，成為南北朝至隋唐修定令典的主要參照。南北朝仿效《晉令》，有《梁令》《陳令》《北魏令》《北齊令》之問世。至隋唐時，修令范式更加完備，並被后世及東亞諸國所仿效。形成令典沿革譜系：曹魏令—晉令—梁令—陳令—北魏令—北齊令—隋令—唐令—宋令—大明令。清代有律例而無令，清例沿自明令，令典成為歷史。
《晉令》后令分南北兩支分別發展：南朝梁、陳令，北朝魏、齊令﹔至隋唐又匯為一支。《唐令》的總體量、條數，令篇數量、篇名，令條內容、語言風格無不以《晉令》為藍本。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遺》中說：“從《晉令》逸文中，可以看到《唐令》的前身。”故沒有《晉令》的開拓之功，就不會出現鼎盛的隋唐令。
西晉作為溝通漢唐的中間朝代，從《晉令》條文亦可感受到漢唐間法律的變遷。學界通說認為，“文景刑制改革”后，西漢廢除了黥、劓、刖三種肉刑﹔黥刑在“刺配”刑出現時死灰復燃。《太平御覽》曾引晉令：“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后﹔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規定奴婢逃亡被捕后的處罰，通過黥面或多次黥面，令其留下明顯的犯罪記錄，防止再度逃亡。這是“文景刑制改革”后，黥刑在晚近朝代繼續存在的直接証明，不必等到“刺配”刑時才出現。
《晉令》乃令典化的典范之作，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南北朝令、隋唐令、宋明令以及日本、朝鮮令都處於《晉令》的延長線上。《晉令》能取得如此高的歷史地位，應歸功於魏晉律學理論之精深與立法技巧之高深。
辯証地看，魏晉立法既是對秦漢舊傳統的終結，亦是樹立魏晉新傳統的開始，更是隋唐制度淵源的濫觴。《晉令》以其獨樹一幟的立法成就，擺脫附屬於禮律的從屬地位，獲得獨立發展的機會。回望歷史，新制度與舊傳統的沖突、“宗經”與建構的對接、理想與實用的融通，在每次大變革時都會上演。如何准確把握其間的分寸，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是我們從歷史中可以汲取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