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9世紀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及其誤讀研究”負責人、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19世紀俄羅斯經典作家不僅以深刻筆觸剖析本國的社會現實與精神困境，還以宏闊的文化視野審思世界文明。作為俄羅斯的近鄰、神秘的東方古國——中國，自然成為他們筆下獨特的“他者”意象。這些作家的中國書寫，既是中俄跨文化對話的珍貴見証，也是審思中國形象域外建構的重要樣本。重新梳理和解讀這些文本，對於深化中俄兩國人文對話、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具有不容忽視的現實意義。
19世紀俄羅斯作家中國認知的
深層語境
19世紀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既延續了18世紀歐洲“中國熱”的余溫，也植根於俄羅斯社會對東方世界的“集體想象”，更與作家個人的精神氣質與創作方法密不可分。這三重因素相互交織，構成了他們認知中國的三重視角。18世紀歐洲興起的“中國熱”，為19世紀俄羅斯作家塑造理想化的“中國幻象”奠定了重要基礎。在該語境下，中國被普遍建構為崇尚禮儀、富含哲思的文明國度。普希金早期詩歌中那位“謙恭斯文”的中國人，正是歐洲集體文化想象的延續。在審美層面，普希金詩作中反復出現的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已升華為浪漫主義理想的詩意象征。在敘事層面，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作家筆下的中國器物，則成為承載文化意蘊的敘事元素。在思想層面，這種文化想象進一步內化為對東方智慧的認同：普希金將中國聖賢視為謙恭人格的化身，托爾斯泰晚年更是專門撰文，系統闡釋孔、老思想，並高度推崇。
19世紀俄羅斯人的中國認知，始終與俄羅斯自身的社會發展相關。18世紀，受歐洲啟蒙思潮和俄羅斯東正教使團對中國描寫的影響，以葉卡捷琳娜二世為代表的社會上層既將中國塑造為“哲人之邦”，又對中國皇帝的傲慢表達了不屑。進入19世紀后，隨著對中國了解的進一步深入，俄羅斯對中國的正面想象逐漸逆轉——中國開始被貼上“停滯”的標簽，成為此后俄羅斯中國認知的基本樣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俄羅斯作家展開了各具特色的中國書寫。他們的描畫既呼應了社會對中國的集體想象，也彰顯出作家自身對社會問題的深切思考。18世紀“中國熱”的余溫催生了普希金以浪漫想象為主調的中國書寫﹔改革前夜的社會反思與實証訴求促使岡察洛夫對中國進行寫實性描繪﹔而19世紀末社會彌漫的現代性危機，則促使中國成為托爾斯泰開展精神對話的對象。他們筆下的中國，從來不只是遠方的異域，更是折射俄羅斯自我認知的一面棱鏡——他們在想象中國，也在辨認自己。
19世紀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中國，也體現了作家個人的精神氣質與美學追求。從主體維度審視，作家立場分野導致認知圖景的兩極分化：秉持人道主義精神的創作者（如托爾斯泰、普希金），依托其博愛胸襟，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道德資源與人文價值，將中國建構為審視俄羅斯社會的正面鏡像﹔而受民族主義或西歐主義思潮影響的作家（如岡察洛夫），則受地緣擴張訴求與文明等級觀念驅動，著力渲染中國的“衰朽”與“蒙昧”，以契合帝國擴張的話語需要。
19世紀俄羅斯作家中國認知的
遞進路徑與邏輯
在19世紀俄羅斯作家的中國想象譜系中，普希金、岡察洛夫、托爾斯泰恰好分處19世紀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重要節點，俄羅斯自身命運的起伏，成為他們不斷調整中國認知的深層驅動力。因此，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呈現出從浪漫遐想到實証觀察、再到精神對話的遞進路徑與邏輯，分別塑造了傳奇化、寫實化與人格化的中國形象。這些不同類型的形象組成了既內在關聯又彼此悖反的敘事序列，成為俄羅斯對華認知從“異域獵奇”邁向“思想借鏡”的關鍵標識。普希金筆下的中國形象富於浪漫主義的詩性想象與個人情感投射，具有鮮明的文化烏托邦特征。他雖未到過中國，卻在皇村學校時期深受“中國風”濡染，后與俄羅斯漢學奠基人比丘林、外交官維格爾等人直接接觸，使他得以超越西歐中國觀的局限，形成獨立的中國認知。普希金將長城與外祖父的人生軌跡相關聯，開啟了對中國的象征性想象。其詩歌中的中國意象，勾勒出一個禮儀周全、詩意盎然的理想國度。在他的筆下，中國成為承載自由、秩序與詩性生存理想的文化符號。
在19世紀俄羅斯作家中，岡察洛夫是第一位來到中國的，並在《巴拉達號三桅戰艦》中勾勒出一個處於衰變中的中國形象，這是晚清時期中國形象的文學記錄。在他筆下，彼時的中國呈現出深刻的矛盾性：百姓“活躍、精力充沛”的勤勞品格與城市貧困、吏治腐敗的衰落景象並存。岡察洛夫的中國書寫標志著俄羅斯文學對中國的認知從“文化想象”邁入“現實審思”階段。
托爾斯泰在中國形象刻畫方面，實現了認知范式的深層躍遷——中國在其筆下已由“他者客體”轉化為“精神對話者”。依托對法國漢學家儒蓮法譯本《道德經》和英國漢學家理雅各《中國經典》的研讀與翻譯，他深入汲取儒、道思想的養分，坦言孔子、孟子對其影響“很大”，而老子的啟示尤為“巨大”。在《中國智慧》一文中，他著力闡揚中國人“勤勞肯干”與“愛好和平”的品性以及儒家之“仁愛”、道家之“無為”思想，並與“托爾斯泰主義”的核心命題相結合。此種認知范式使中國古典文化升華為具有普遍價值的“人類精神典范”。
從普希金筆下的“浪漫烏托邦”到岡察洛夫眼中的“現實衰落國”，再到托爾斯泰心中的“精神理想國”，這一形象譜系的嬗變，既折射出19世紀俄羅斯社會中國認知的三重面向，更深層地揭示了俄羅斯知識界在現代化轉型中借鏡中國以反觀俄羅斯民族命運的批判自覺。想象與實証交織、疏離與認同並存——這種矛盾認知構成了當時俄羅斯文學中國書寫的核心張力，也為中俄跨文化對話與交流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19世紀俄羅斯作家中國認知的
矛盾性根源
普希金、岡察洛夫與托爾斯泰中國認知中的矛盾性，並非單純源於知識層面的偏差，而是由知識獲取途徑的媒介局限、社會立場的預設傾向以及個人訴求的投射性建構共同作用所致。上述三重根源交織疊加，致使三位代表性作家的中國認知始終難以掙脫“自我鏡像”的桎梏，進而形成兼具時代共性與個體差異的誤讀譜系。
知識媒介的先天缺陷，是俄羅斯作家對中國產生認知誤讀的根本原因。普希金不懂中文，亦無中國文化直接經驗，其早期詩歌中的中國意象多源於皇村中學求學時所見的中國景觀、中國戲劇以及對伏爾泰著作的閱讀，故而充滿濃厚的想象色彩。后期，他關於中國的認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此前的傳說式偏見，但仍將孔子所倡導的“禮儀之邦”理想范式直接等同於現實中的中國，混淆了“文本建構的中國”與“真實存在的中國”。岡察洛夫雖在上海停留過22天，但受知識儲備、官方使團身份與語言障礙所限，其觀察僅局限於租界與官場局部場景，未能觸及晚清社會深層結構，誤將一時一地的衰敗表象歸結為中國的“停滯”。托爾斯泰對中國的認知偏差，則更多源於“選擇性譯介”所帶來的局限。他刻意濾除儒家禮教的等級內核與道家思想的歷史語境，甚至對中國文化進行主觀闡釋與選擇性誤讀，將其抽象化為契合自身非暴力主張的“精神符號”，最終以“理念中國”取代了“真實中國”。
社會立場的先入為主，是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附著難以剝離的想象與誤讀的內在誘因。19世紀，斯拉夫派與西方派就俄羅斯應堅守本土傳統還是效法西方展開論戰，使得中國形象成為兩派思想的角力場，俄羅斯作家在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這一論爭。普希金的立場，先於西方派與斯拉夫派之爭而存在，他以文學為場域，預演了這場即將來臨的思想對決。在1829年的一首無題詩中，普希金對中國形象的界定出現了搖擺：他先后使用過“沉寂的”“停滯的”這兩個當時俄羅斯人慣用的貶義詞，但最終選擇了中性色彩的“遙遠的”。這一用詞變化表明，普希金已隱約觸及后來西方派與斯拉夫派之爭的焦點。岡察洛夫作為西方派的支持者，以“文明的俄羅斯”對照“衰落的中國”，為俄羅斯遠東擴張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背書。秉持道德普遍主義的托爾斯泰，則跳出西方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框架，以“誤譯”的方式將“托爾斯泰主義”反向植入其《道德經》的俄語譯文中，間接實現了東西方智慧的某種融合。
個人訴求的投射性建構是俄羅斯作家對中國誤讀的核心動因。普希金塑造的“中國烏托邦”寄托著他對美好愛情的憧憬，以及對長城腳下這一精神療傷地的向往﹔岡察洛夫刻意渲染“中國衰落”，一定程度上是受其艦長秘書身份的影響﹔托爾斯泰構建起“中國賢哲”的鮮明形象，核心是為自身精神危機探尋可依托的思想資源。他們這種“借中國言說自我”的創作邏輯，有意或無意地遮蔽了中國的真實面貌。
19世紀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是特定歷史語境與文化土壤共同孕育的產物。它既鐫刻著時代的印記，又浸潤著個體的觀察視角﹔既承載著中俄跨文化交流的歷史痕跡，也折射出不同文明對話中難以規避的理解偏差。這些敘事所呈現的時代背景、形象特征與誤讀根源，不僅還原了當時俄羅斯中國認知的真實圖景，更深刻揭示了跨文化傳播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邏輯。回望這些文化遺存，既能梳理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也能為今日中俄跨文化對話與我國國家形象建構提供有益的歷史鏡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