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紹紅《夯實數智時代高校人才培養的價值根基》

【學思踐悟】

當前，人工智能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發展人工智能，人才培養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要求“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源源不斷培養高素質人才”。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高校人才培養和知識傳授模式正經歷著重大變化，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一

培養與數智時代相適應的高質量人才，必須夯實高校人才培養的價值根基。而開展價值觀教育，提升人的判斷力、選擇力與行動力是重要維度。

判斷力是主體在信息迷霧中對價值理性的自覺堅守與運用。人工智能可瞬間生成海量文本、數據與方案，但何為真實、何為偏見、何為有害需要人們自己去判斷。當前，算法推薦加劇認知繭房，深度偽造模糊事實邊界，若缺乏價值理性，人們極易淪為“高效的信息消費者”而非“負責任的思考者”。對判斷力而言，科學素養賦予驗証工具，邏輯思維提供推理框架，而價值觀則決定“為誰而判”“為何而判”。這就要求高校教育必須超越“知識灌輸”模式，通過案例教學、倫理辯論、真實輿情分析等路徑，引導學生建立批判性思維。

選擇力是主體在技術無限性中對價值基准的自覺堅守。技術的無限可能性，往往掩蓋人類選擇的有限性與責任性。當人工智能可以代寫論文、生成藝術、模擬對話，我們更需追問：什麼值得做？為何而做？選擇力的本質，是價值觀的外化表達，它要求人們在“能做”“應做”“不可以做”之間作出清醒抉擇：堅守文化傳承的深度表達，而非追求流量至上的算法迎合﹔投身基礎科研的長期堅守，而非復制技術紅利的短期收益，等等。這就要求高校教育應將“科技向善”“工程倫理”“社會責任”融入專業教育，引導學生在教學中體驗“選擇的代價”與“選擇的意義”。

行動力是主體在實踐場域對價值信念的現實轉化。任何高尚的價值觀，若不能轉化為持續的行動，終將流於空談。人工智能可以模擬執行，卻無法承擔后果、無法在失敗中堅持。真正的行動力，需要知行合一的執著，需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擔當。對高校而言，培養學生的行動力，就要推動“思政+專業+實踐”的深度融合，如鼓勵學生在教學實踐中探索以人工智能賦能鄉村振興調研，用算法優化社區養老服務，以數字技術傳播紅色文化。隻有在真實的社會場景中，價值觀才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為解決具體問題的指南針。

二

身處數智時代，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高校當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多措並舉將價值觀培養深度融入課程體系、評價機制與育人文化，使新時代青年不僅能夠熟練駕馭人工智能工具，更能以清醒的判斷力、堅定的選擇力和高效的行動力，成長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傳承者與開拓者。

以課程優化推動價值內化。構建多層融合的課程體系，打造“通識奠基—專業融合—實踐淬煉”的課程矩陣。具體而言，在通識教育層面，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系列核心課程，奠定共同的價值認知基礎與倫理分析框架﹔在專業教育層面，突破傳統學科壁壘，推動“人工智能+哲學”“數據科學+政治學”“工程倫理+社會學”等交叉課程群建設，把技術邏輯放到真實的社會情境和倫理難題裡，讓學生在解決專業問題時自然觸及價值判斷，實現“技術語言”與“價值語言”的互譯與共生，實現價值反思的深度嵌入﹔在實踐教學層面，鼓勵學生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鄉村振興、社區養老、文化傳承等真實社會場景中開展探索與實踐，使抽象的價值理念在服務社會的行動中轉化為學生的內在信念與自覺擔當。

以評價改革牽引價值養成。傳統以學術成績為核心的量化評價體系，難以衡量和引導數智時代所需的判斷力、選擇力與行動力。面向未來，高校應創新評價機制，建立過程性與倫理性並重的發展性評價體系。一方面，構建“德智體美勞+人工智能倫理素養”的綜合素質數字畫像。整合學生在課堂互動、項目實踐、網絡行為、社會服務等多維全過程數據，動態刻畫其批判性思維、價值抉擇傾向及項目倫理表現的成長軌跡。另一方面，引入“倫理檔案”與“表現性評價”方法。在課程設計、科研訓練及畢業環節強化倫理反思，在關鍵節點設置跨學科“倫理答辯”，將重心從對結果的評分轉向對決策過程的審視與引導，促使學生在完成復雜任務的過程中，將外在的倫理規范轉化為內在的行動准則。

以育人生態保障價值傳承。價值觀塑造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需要制度、師資、技術、文化的協同支撐。在制度層面，對校內人工智能科研項目、教學應用及數據管理建立覆蓋“立項評估—過程監督—事后審計”的全流程倫理審查機制，從源頭防范技術濫用風險﹔在師資層面，不僅要培訓教師熟練運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教學創新，更要提升其在智能環境中進行價值引導、倫理思辨的能力﹔在技術層面，可探索利用區塊鏈等技術構建可信、可追溯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數據鏈，確保成長記錄的真實性與評價過程的公正性﹔在文化營造層面，著力培育科技向善、負責任創新的校園文化，讓負責任地使用技術、以創新造福社會的價值理念可見可感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