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嘉華《傳統民居的情與理》

現存於地面上的中國古建筑包括官式建筑、宗教建筑和傳統民居等。前兩種在造型與質量方面的優勢明顯，但由於使用人群特殊，其數量和種類都很有限。傳統民居是老百姓為自己建造的安身立命之所，數量大、種類多，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個地區特色鮮明的文化景觀。家族在這裡繁衍，生活在這裡延續。於是，傳統民居成為中華大地最為亮麗的文化符號之一。

居住的本質追問

在建筑大家族中，傳統民居具有源頭性。不管是早期的土木搭建還是后來的磚石壘砌，民居是人們最先建造出來的生存空間，后來的官式和宗教建筑都以此為基礎，只是在功能和規模上有所拓展。因而，早期典籍對民居的闡述，可能更符合中國建造的本質。

《周禮》中有“民宅”一詞，專指一般百姓的居所，與王室的居所相區別。而“宅”字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專指居住的房子。漢代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將“宅”解釋為寄托身軀的地方。第一次對“宅”作全面解釋的著作是《黃帝宅經》：“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不難看出，《黃帝宅經》是立足人來認定“宅”的。宅的功能不只是居住，還影響著家庭的興衰。那麼，能給家庭帶來“昌吉”的宅子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黃帝宅經》從兩個方面來定性：“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陰陽是古人通過仰觀俯察之后發現的自然規律，人倫是指人的生活秩序與行為准則。也就是說，符合自然規律，有助於生活秩序，是古人辨別宅子吉凶的關鍵指征。《黃帝宅經》在中國建筑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后來的相關著作大多繼承其中的思想精髓。

問世於北宋的《營造法式》是一部由官方發布的建筑學著作。乍看起來，全書36卷中有13卷是給建筑施工中的材料使用制定規范，建筑界也一直將其認定為技術性著作。然而，如果結合時代背景，我們還可以看到《營造法式》的另一層內涵。“建隆之治”“咸平之治”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引發了全社會大興土木的熱潮，以至於一度出現“國帑耗竭”的情況。因而，朝廷愈發重視制定設計標准，統一建材與建筑規格，以此杜絕貪污浪費。這樣看來，規范建筑施工只是手段，遏制建筑界的浮夸之風，讓建筑回歸“人倫之軌模”的本質，也是朝廷頒布《營造法式》的目的之一。

《園冶》是明代出現的一部園林方面的著作。作者計成詩畫功底深厚，加之以造園討生活的豐富經歷，他熟悉園林營造的每一個環節。基於這樣背景寫成的著作，文字翔實而又充滿詩情畫意。與《營造法式》不同，《園冶》兼有造園和造屋兩部分內容。三卷本首卷第一部分先談“相地”，並且將“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作為環境營造的最佳目標。緊接其后談建筑應該如何“立基”，並詳細介紹了門樓、樓閣、廳堂、書房、亭榭、假山的營造。計成還指出，好的房屋營造應該達到“曲曲一灣柳月，濯魄清波﹔遙遙十裡荷風，遞香幽室”的效果，依然是將自然環境作為營造之“樞紐”。

清代的建筑基本沿襲明代傳統，不僅都城如此，府、州、縣的營造也基本沿用明制。同時，集、鎮、村落增建祠堂、書院、會館等公共建筑的現象十分普遍。不過，從國內“世界文化遺產”建筑類項目看，不管是紫禁城這樣的皇家建筑，還是西遞、宏村等地的傳統民居，都明確體現著對“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原則的嚴格遵守。

民居的獨有價值

西方世界的古建遺存大多為教堂和宮殿場所，中國則是保存傳統民居最多的國家。這些傳統民居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不少形態和工藝千年流傳，至今仍在使用。在這樣的視野下審視傳統民居，其特色和價值更加引人注目。

歷史悠久直指中國古建源頭。因為居無定所，走出洞穴的先民會想方設法地建造家園。那麼，告別“穴居野處”以后，真正意義上的房子大體出現在什麼年代？對后來的中國建筑產生了哪些影響？由於缺乏考古資料的支撐，即使是建筑學者也很難說清楚。隨著甘肅大地灣遺址、山西陶寺遺址、安徽尉遲寺遺址、浙江河姆渡遺址的發掘，尤其是遺址中出土了各式各樣的住宅痕跡，基本可以將史前先民營造家園的時間定格在仰韶文化時期前后。尤其可貴的是，黃土高原地區出土的窯洞民居、江浙一帶出土的干欄民居，不僅奠定了中國建筑土木結合的基礎，還隨著生產和工藝水平的提升，衍生出廳、堂、館、舍、宮、殿、樓、閣等眾多樣式，對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樣式眾多可謂絕無僅有。在中國古代，官式和宗教建筑必須按照相關規制來建造，屋頂樣式、開間大小、裝飾色彩都有嚴格規定，樣式單一，地域特色並不明顯。然而，在營造家園時，人們更加在意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等因素。於是，即使建造同一類型的民居，由於環境與經濟條件的不同，也會出現不同的做法和造型。以黃土高原地區的窯洞為例，山地地區建的是靠崖式窯洞，平坦地區建的是下沉式窯洞，丘陵地區建的是獨立式窯洞，富裕人家建的則是與磚瓦房搭配的混合式窯洞。同樣，人文環境的差異對傳統民居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雲南是我國擁有少數民族種類最多的省份，不同的習俗和信仰，促使人們在家園的建造上各顯其能，現存的傳統民居形態也居全國之最。

內涵豐富堪稱居住經驗的寶庫。良好的居住體驗，是保障傳統民居長久存在的根本。同時，古人還十分看重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與自然為伴。古詩中就有不少描寫居住地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句子，如“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二是與歷史相隨。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3月，我國有145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中北京、西安、洛陽、曲阜等地的建城史都超過3000年。悠久歷史所形成的人文環境，無疑是人們留戀這些地方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與人文共融。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對家庭教育的重視上。山西的大院、江浙的水鄉大屋、嶺南地區的土樓圍屋裡的私塾館，加之分布於大江南北古村落中的祠堂，都是當年民間開展教育的實踐場所，說明人文薈萃、英才輩出亦是古人的人居追求。

與朴素的形態外觀相比，傳統民居中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因素，或烘托氛圍，或增加底蘊，或擴充功能，大大提升著人們的居住品質，是傳統民居重要的隱形價值。

故鄉的難舍之情

傳統民居要實現千年流傳、百年不倒，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與當地自然環境高度契合，在和諧相處中落地生根﹔二是有強大的家族凝聚力，團結一心才可能薪火相傳。

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阿者科村坐落在近兩千米的山坡上，蘑菇房是這裡獨有的民居形態。由於地處高原，氣候會隨著山地高度呈現不同的溫度和濕度，形成“一山有四季，十裡不同天”的自然奇觀。村子建在半山腰，就是當地人掌握這種氣候規律后作出的選擇：山下河谷的水蒸氣上升，與山上冷空氣相遇后形成雨或霧﹔受到滋潤的山林郁郁蔥蔥，涵養出大量水分，形成山泉﹔山泉順山坡而下，澆灌層層梯田后又回流到河谷。哈尼人在森林—泉水—村寨—梯田構成的生態系統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造就了與當地自然環境高度契合的人居景觀。

祠堂是規模最宏偉、裝飾最講究的傳統民居，專門用來供奉與祭祀家族祖先。歷史悠久的村落往往姓氏眾多，會出現一個村落多座祠堂的情況。安徽黟縣南屏村內有8座集中而建的祠堂，是村中最庄嚴的地方﹔在廣東東莞茶山鎮的南社村，保存完好的各類祠堂竟然有32座之多﹔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福建永定土樓、廣東開平碉樓內部也都辟出專門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除了祭祀先祖，祠堂還是修編家譜、執行家法族規、商議家族重大事務的場所。一些地方還將家人的冠禮、婚禮、喪禮等重要活動安排在祠堂舉行。尤其是每年春節，家族各輩會聚於祠堂，追思祖先、溝通情感。顯然，祠堂是最能體現一個家族興旺發達程度的地方。成長的痕跡在這裡延續、長輩的恩德在這裡凝聚，基於血緣的情感不僅刻骨銘心，而且伴隨終生。

相較於官式建筑的嚴肅、宗教建筑的超脫，傳統民居最接地氣。除了建造中要就地取材，人們的生活日用也都就地取材。這些不僅直接影響著日常生活習性的養成，還對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這樣看來，故鄉之情就是對生長環境的依戀、對長輩至親的思念，如影隨形，無法割舍。而承載這一切的，恰恰是那些世代傳承下來的傳統民居。

營造智慧的啟示

自然規律的發現、家族血緣的維系，每一件都需要理性的介入才可能完成，也必然影響著家園營造的全過程。透過傳統民居的悠久歷史，解讀前人的營造觀念，發現其中的各種智慧，對於我們解決當下城鄉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比如，在便利與安全之間，古人更看重安全。在寧夏與甘肅交界處的崇山峻嶺中，南長灘村“四梁八柱”的土坯房居住著黨項人的后裔。按照今天的標准，這裡的交通確實不便。然而，結合當地歷史就會發現，正是因為交通不便，南長灘人才躲過仇敵的追殺，換來了近800年的安定生活。

在實用與文化之間，古人更追求文化。山西晉中地區的王家大院居住過28代人，歷經多次改建、擴建。負陰抱陽與自然排水完美結合的選址、家國一體的院落布局思想、做工精美的木磚石雕、暗含聖賢思想的門額楹聯，無不體現出王家始終不渝的文化追求。這些具有前瞻性的營造理念，值得今人學習借鑒。

在現實與未來之間，古人更在意未來。貴州的黔東南地區山多地少，可用“九山半水半分田”來形容。盡可能多地預留平地用於耕種，是當地人遵守的生存之道。於是，這裡的干欄式民居普遍搭建在山坡上。盡管這樣的做法給生活帶來不便，卻給生命的延續與子孫的發展留出了空間。

正因為有著如此理性的把控，在家園營造時，古人才作出了一個個智慧的選擇，不僅解決了眼前的居住問題，更給未來的發展留出空間，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意識。這樣的境界，不僅讓傳統民居在與自然共生中扎穩了根基，也讓家園空間能夠滿足生存需求，提供精神層面的營養，為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和家族的人心凝聚創造著條件。這是傳統民居具有超長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勤勞智慧的華夏祖先，顯然對這種思想心領神會。營造家園時，他們遵循的正是自然界的“大美”“明法”和“成理”。依照這種思想營造出來的中國傳統民居，不僅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還有與人為善的親和力，最終形成了集真善美於一身的永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