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廷海《中國都城中軸線的傳統與北京中軸線的價值》

“中軸線”是近代以來形成的重要學術概念，用於描述建筑和城市設計中追求中軸對稱的空間組織形式。縱觀中國古代都城建設歷史，從先秦至明清，中軸線營造實踐源遠流長。與西方城市中軸線不同的是，中國都城中軸線是國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設上的反映，彰顯了中國特色的營造傳統，這一點在202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北京中軸線”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中國古代城市營建的“軸線控制”和“居中意識”

雖然中國古代城市營建尚未出現“中軸線”這個表述，但在城市空間組織上已然具有明顯的特征——強烈的“軸線控制”傾向和“居中意識”。

在軸線控制上，中國古代城市的營建往往通過“山川定位”來確定軸線，也就是通過確定標志性的自然地物、調整人造物與自然地物的關系來布局城市。這種方法可用天文現象來類比——天體以北極、天軸為樞紐，晝夜更替，寒來暑往，《周易》說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到地上就形成了“地中”“中軸”等選址追求。從地理上看，傳統的人居有“坐北朝南”等理想追求，“坐、落、朝、向、直、表、對”等規劃營建術語，說明城市空間選址和布局錨固於山川之間，體現出“山—水—城”的整體考量。秦國都城咸陽就有明顯的中軸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作為筑冀闕、宮庭於咸陽”，冀闕就是咸陽宮軸線上的標志性建筑。《史記·商君列傳》還記載“大筑冀闕，營如魯衛矣”，說明秦咸陽軸線汲取了魯國與衛國都城的經驗，今曲阜魯國故城仍然可以追尋到城市中軸線的遺痕。

在居中意識上，古人營城具有明顯的“居中”擇址布局追求，“中”的確定與古代空間觀念息息相關。先秦時代，時人觀念中的“天下”尺度較小，文獻上看是“方三千裡”，都城居於天下之中，宮城居於王城之中，宗廟居於宮城之中，呈現“九宮”格局或“九州”之勢。戰國晚期的《呂氏春秋》總結了夏商周三代的空間尺度與居中格局：“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裡。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裡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禮記·王制第五》描繪了由“山川界域”確定的九州格局：“自恆山至於南河，千裡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裡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裡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裡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裡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裡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裡，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戰國以降，特別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天下”的空間尺度從原來“方三千裡”即9個“方千裡”，變成了“方萬裡”即100個“方千裡”，這是空間尺度的大躍遷。《漢書·地理志下》記載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城邑、人口與田地之盛況：“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裡，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裡……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

在“天下”的空間尺度躍遷到“方萬裡”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對廣域空間的有效統治？顯然，先前簡單的向心結構就不能滿足需要了。事實上，中國在郡縣制基礎上建立了以都城統率的國家都邑秩序或體系，歷經兩千余年不斷發展優化，城市體系與行政體系高度吻合、與交通網絡相輔相成、與大國山河相得益彰，共同在廣域國土空間控制與社會治理中發揮了樞紐作用，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空間骨架。不同等級的都邑具有不同規模的統治范圍，其中，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城規劃是國家政治理念的反映，京畿地帶和都城系統之營造是國家都邑體系建設的首要任務。

從功能上看，都城乃天子之居，但是其從來不局限於指稱帝王所生活的朝寢。究其實質，都城是國家治理的中心，綜合體現了“天下—王官—生民”的深層關系。《周禮》開宗明義：“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漢書·成帝紀》記載，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詔書稱：“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治理邏輯外化為都城的空間結構形態，都城的中軸線由此浮現。為了滿足“天下”尺度擴張以及都城功能提升的新要求，在都城布局中，原來居中的廟這個“點”便演進為居中的“軸”或“線”，“中軸線”統率著都城空間，功能更為復雜，形態更為豐富。

中國都城中軸線的五個傳統

都城空間涵攝“天—地—人”，中軸線作為都城脊梁，關系“天—地—王—官—民”，以中軸線為基准的人居空間營建體現出深刻的哲學思想與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可以概括為五個傳統。

一是建中立極，亦即象天設宮。在都邑規劃營建中，常見的“象天法地”規劃方法使都邑營建“上映群星，下合山川”。以天極對應地中、天之正朔對應地之正位，以宮城比擬天上紫微垣，以主要宮殿比擬北辰（也作泰極、太極、北極等），作為中軸線的端點或核心。秦咸陽有“橫橋南渡”與“阿房渡渭”兩種象天模式，西漢長安稱“斗城”，唐長安中軸線北端有“太極宮”，今日北京有紫禁城，都是古代“象天建都”的典型案例。

二是南郊祀天。古代認為，皇權的正當性來源於天，祭祀天帝是皇帝（天子）特權，在都城南郊設壇祭祀，皇帝即位與每年冬至都到南郊行祭天之禮，這是古代“國之大者”。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丞相匡衡與御史大夫張譚奏請將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徙置長安，以合古帝王“祭天於南郊”“瘞地於北郊”的舊制，避免遠途祭祀的靡費﹔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京城南郊之制定型﹔東漢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厘定郊祀制度，將郊壇的位置定在洛陽以南七裡處，形成城市禮制軸線﹔漢魏之際，鄭玄與王肅“郊丘之爭”影響著郊祀禮儀的空間布局，唐《開元禮》頒布后爭論基本終結。今日北京天壇公園內的圜丘，就是古代都城中軸線“南郊祀天”傳統的實物例証和集大成者。

三是居中對稱。利用軸線控制城市與建筑群的形態是歷史悠久的營建傳統，規劃意圖明確、建筑群落因之左右對稱的城市中軸線在東漢末年曹操營建的鄴城已經出現。曹魏帝都洛陽城已有居中軸線﹔北魏洛陽城形成了都城尺度的南北中軸線，且在外郭城的營建中，東西郭牆到中軸線的距離大致相等的規劃，強化了中軸線的中心地位與空間控制作用。此后的隋大興—唐長安、北宋東京汴梁，以至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貫徹“居中對稱”的都城空間布局思路。

四是黎民繁會。中軸線不僅是禮制與權力的體現，也是百姓活動的重要承載空間，這一趨勢早在隋大興城與北宋東京城就出現了。隋大興城布局嚴整，南北軸線貫穿全城，結合自北而南的六坡地形，取法《周易》乾卦六爻之象，在皇城正南門朱雀門到外郭城正南門明德門之間的“九五貴位”（第五道高坡），布置大興善寺與玄都觀兩組宗教建筑分居中軸線東西兩側。這裡也是南部郭城的中心，是當時士庶鐘愛的游賞場所。北宋東京汴梁中軸線上的市民活動更加豐富，從州橋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的夜市之中，僅直接見諸記載的小吃就多達五十余種，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州橋夜市》記載，夜市營業至三更。元大都中軸線“面朝后市”，中軸線北端的鐘鼓樓與海子地區是運河終點的大碼頭與熱鬧的商業區。明清大明（清）門外棋盤街和前門大街百姓生活氣息濃厚，形成百業雜處的城市商業中心。

五是天地之和。中軸線規劃常常通過空間布局體現“天地之和”的哲學意蘊，在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的中軸線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元明清中軸線皆南北“十裡”長（三朝的尺長不同），都能以關鍵地標為界、分為3︰2的南北兩段。究其原理，乃取《易》卦“參天兩地”立數之義。元明清中軸線以關鍵地物為分界點，以南六裡為天、北四裡為地，將“參天兩地”的哲學觀念定量化、空間化，將“天地之和”的哲理置入都城中軸線空間之中。

北京中軸線是中國都城中軸線演進的集大成者

總體看來，上述中國都城中軸線的五個傳統起源時間不一，各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建中立極”“南郊祀天”“居中對稱”“黎民繁會”等傳統的形成時期，可謂中國都城營建的“長安—洛陽”時代。“天地之和”傳統在北京中軸線“參天兩地”布局中得到發展，開啟了中國都城營建的“北京時代”。

北京中軸線是中國都城中軸線演進之集大成者，具有深厚而豐富的文化底蘊。北京中軸線奠基於元大都，形成於明北京，延續至今。元大都中軸線北起齊政樓，南過萬寧橋、皇城、宮城，出都城南門麗正門，南端為位於今正陽門南的一棵大樹。北端“齊政樓”出自《尚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蘊含國家治理的深義﹔南端大樹被劉秉忠用來確定大內朝向，忽必烈敕封為“獨樹將軍”。明永樂年間改建北京城，繼承元大都中軸線走向與主體結構，北起鼓樓（元齊政樓），南過皇城、萬歲山（今景山）、宮城，出都城南門正陽門，至天橋北一帶（今珠市口南）。明嘉靖年間修建北京外城、擴建山川壇和天壇，中軸線分別向南、北延展，南至外城正南門永定門，北至都城北牆，貫穿全城。清代延續了明代城市中軸線格局，隻進行了局部改造。新中國成立后修建了天安門廣場等。

2024年7月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北京中軸線全長7.8公裡，包含15個遺產構成要素，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都城中軸線的營建傳統。例如，故宮建筑群是“建中立極”治理觀念的實物例証﹔天壇與先農壇是“南郊祀天”傳統的集大成者﹔太廟、社稷壇貫徹“左祖右社”的規劃思想，體現了“居中對稱”的營建觀念﹔萬寧橋見証了元代大運河碼頭的百業興盛，天安門、天安門廣場及建筑群則是“黎民繁會”歷史傳統在當代的具象呈現﹔景山（元大內延春閣故址）、鐘鼓樓、永定門等關鍵地物是從數理與空間層次體現“天地之和”哲學意蘊的關鍵節點。未來，我們需要從中華文明標識的高度，加強北京中軸線遺產的內涵闡釋和分類展示。

從更大范圍來看，中軸線是都城空間的脊梁與骨架，其影響內化到習俗和日常生活世界，滲透到整個城市的物質和精神空間。梁思成先生評價北京為“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稱贊北京中軸線“有這樣氣魄的建筑總布局，以這樣規模來處理空間，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吳良鏞先生認為北京老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最后結晶”，北京中軸線是都城規劃建設成就的集中體現。前輩學人的判斷對我們今天進一步認識北京城的歷史價值、推進整體保護利用，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