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啟明，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方志中方言資料整理、輯錄及數字化工程”首席專家、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漢語文獻方言研究存在一個認識誤區：由於經過文人輾轉傳抄、翻刻，歷代典籍中方言的痕跡很少。揚雄以降的語言名家，如郭璞、顏之推、陸法言、陸德明、顧炎武、戴震、王念孫、江永、江有誥、章太炎、黃侃等人，對此卻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和相當深入的研究。他們或對歷史方言做了注疏、校正、補輯，或搜集當時的方言俗語，或探討方言的讀音和來源，或對方言詞匯語法進行分析。有真知灼見的學者甚至早已指出經典中有方言。如清人黃家岱的《論語多齊魯方言述》、淳於鴻恩的《公羊方言箋疏》等。但他們的工作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甚至還有學者提出批評。目前來看，研究文獻方言，以下這些認識上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
古代和現代。文獻方言不限於古代，其可以分為歷史文獻方言和現代文獻方言。現代文獻方言的語料源於但不限於方（言）志、方言地圖、方言論著、方言調查報告、語言資源集、方言詞典等成果。它們既是語料集群，也是學術研究成果。例如，方言調查是不是研究？當然是研究，而且是難度很大的研究。當我們用某個詞表調查方言詞的時候，詞表、選點、對象、轉寫都需要研究。不同區域的詞表應“大體則有，定體則無”，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廣泛存在的“白讀”、南方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存古性，是古語的“活體証據”，相應地，詞形整理、年代鑒別、讀音考証、區域分析就是一種研究。至於方言詞典、方言地圖更是工作量巨大的研究，而並非只是材料的簡單搜集。
地上和地下。文獻方言不限於傳世文獻，須包括出土文獻，二者都是文獻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盤”。傳世文獻中，不限於歷代目錄書所著錄的方言專書，也不限於各種筆札常文、校勘注疏中的散見材料﹔出土文獻中，既有從“地下”挖出來的材料如甲、金、玉、石、簡、帛、碑刻、墓志、磚志等，也應該包括如敦煌遺書這樣的“紙書”“寫本”，二者不可偏廢。
顯性和隱性。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專門收集方言材料的文獻是少數。傳世文獻方言材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散”。“散”既是指其分布在汪洋大海般的各類文獻中，也指其呈現的形式不一樣。有的方言材料，前人明確做了標識﹔有些方言材料，前人沒有告訴我們，需要今人通過考証、比較才能確定它的方言性質。換言之，前人明確指出的方言是“顯性”的，前人沒有指出的，但隻在一定方言區流行、淹沒在文獻中的方言，同樣是文獻方言學研究的淵藪，也是研究的重點與難點。
方言和通語。文獻方言是一個復雜系統。方言和通語在文獻中相互糾纏：前人指為“方言”的，不一定僅在某地使用,有可能是通語甚至雅言﹔前人沒有指明方言性質的，也不一定不是方言。前人說是此地“方言”，可能卻在他地廣泛使用。研究文獻方言時，每每又需用通語語料作為文獻証據。方言和非方言是動態的，上一歷史時期的方言，可能在下一歷史時期轉化為通語﹔反之，前代通語，后代可能變成方言。前人有時把一些常見的通語當成方言，后人又往往以文獻証明它不是方言詞，就是這個原因。
空間和時間。一代有一代之方言。前人所說某時代文獻中的方言，經過歷代傳抄刊刻，我們識別、辨認就需要下很大的力氣。古史研究有“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就方言材料而言，也是“層累地”造成文獻中的方言。方言的變化，有的隨時而變，也有的因地而變。方言以“變”為自己的本質特性，明代方以智《通雅·諺原》說：“方音乃天地間自然而轉者，上古之變為漢晉，漢晉之變為宋元，勢也。”《通雅·音義雜論》又言：“方言之變，猶之草木移接之變也。”“勢”就是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
地域和載體。出土文獻中的方言，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但方言通行地和載體出現地錯配，是出土文獻方言的常見現象，也是研究中極易忽略的重要問題。一般認為，出土文獻中的方言，時代清晰、地域清楚。但不能將某地出土的方言材料當成某地、某時方言。例如，蜀地生產的器物，可以在趙地甚至其他更遠的地方發現。因此，器物出現地不等於方言流行地。此外，出土文獻所用的文字也是經過歷代傳抄下來的，作者、抄者、鑄器者、埋藏者不明，並不能確切圈定其通行地域。
方言字和方言詞。用漢字記錄方言，字和詞不是對當關系。它們有的隻標音，有的標音兼標義﹔有的使用同音字，有的使用音近字，有的使用自造字。方言用字並不能用“六書”來分析意義：或在原字上加某些符號，或用不同的構件造字，或以構件替換的方式造字，也有的構件改變形狀、位置、空間、大小等。字義不等於詞義，對漢語方言進行構詞法分析，往往會力不從心。再如，有些有音無字的方言詞，並不是真正的有音無字，要通過音韻演變溯源探本，找到真正的“化石層”。同一個詞，不同的方言說法、用字不盡相同﹔前人記錄時，有的反復斟酌選字，有的則隨意性很強。這樣的問題，既是文獻方言研究的理論問題，又是實踐問題，需要從語言學、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角度來考慮。
主觀性和客觀性。方言具有可分區性。客觀上，方言的邊界既有界劃分明的，如山川、河流等，又有大量的邊界是模糊的，是一個犬牙交錯的“帶”。方言分區有沒有一個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標准？答案是否定的。標准的多少與分區的數量成正比。根據研究目的和材料多少、同質異質，分區可以多標准、多樣化。如歷史上大量人口遷徙到不同的地方，與當地的方言融合，即使採用大數據來劃同言線，要劃定一個都公認的方言區很難,分出的也只是方言混合區。因為這是人為操作的結果，而不是客觀存在。
以上八個問題，其核心是具不具備方言意識。可以看到，一些研究方言的成果，材料是方言的，証據材料、研究方法、論証過程卻都是通語的。這裡認為，研究文獻方言要從以下六個方面發力。
明概念。“文獻方言”是一個復雜系統。首先，古代的方言詞是包括外來詞的。這裡的“外來詞”包括外源詞和外語詞兩類﹔每一類又都包括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以及境外其他民族的詞。其次，有的材料注音又釋義，但有些材料隻注方音，並非聲訓，也不具有普遍性，不可以文獻例証類推。再次，文獻方言的“文獻”不限於歷史文獻，今天的方言調查報告、方言詞典、方言地圖、方（言）志、方言論著等也是文獻。既然現當代文獻中也有方言，那它們理當成為文獻方言學的研究對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這裡的“文獻方言”更多是指“某地人的話”，而不是今天與共同語相對的“方言”。
劃地域。研究方言不談地域是不可想象的。漢語方言分區是方言研究的起點，也是歸宿。方音、詞匯、語法研究，平面描寫、歷史追溯以及方言地圖繪制，都要倚賴已有的漢語方言分區或為漢語方言分區服務。分類和分區不同，二者不明，就不能做到客觀性、科學性俱備。文獻方言分區，學者們做過不少，往往都是根據前人指明為方言的材料做出，而這本身卻是“不完備的”。我們需要對前人所說每個方言詞、每種方音現象進行具體分析：它們的通行范圍有多大？用什麼標准分的區？是否把通過考據揭示的隱性方言材料考慮進來？要在方言分類的基礎上，按一個確定的時代和標准進行分區。方言都是動態的存在：某一地域的方言，同時材料往往無從証明，異時材料又不是前人所說的某地﹔王國維、黃侃、魏建功早就揭示了方言材料的這種動態性。
分時代。一代有一代之方言，每個時代方言的整體面貌、空間分布都必然不同。“時代之分”不是截然區分的，一定有一個方言過渡帶。某個時代的文獻記錄了當時的方言詞或前代的方言詞，都不能據此認定它的出現或使用僅限於這個時代。筆者認為，需要大大擴充文獻方言學的時段，現代文獻中的漢語方言材料，也仍然是文獻方言材料。換言之，“文獻方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文獻方言研究是指見於古籍的方言材料，廣義的文獻方言研究應該包括民國以來各種文獻中的方言材料。這裡我們特別要提出“方言年代學”的概念，其任務是漢語方言的歷史層次考據，嚴格區分同時材料與異時材料，找出每一個詞、每一種語法現象、每一個語音特點的產生、發展、消失及其規律。斷代、斷域、分層，是文獻方言學研究的一項大工程。
別字詞。方言詞和用字的關系是文獻方言研究的一個難題。方言詞的用字有人稱為方言字，這不夠准確。有沒有方言字？也是有的。那就是專門為方言詞造的字，它們沒有別的意義，因此可被稱為“方言字”。詞是語言單位，大量的所謂“方言字”只是方言詞的標音符號。既有單義的，又有“方—方”共字、“方—雅”共字。有人提出“方言本字”的觀點，並且有不少方言本字考的成果。這裡認為，“本字”是文字學領域的概念，需要從字形分析得到本義。應該存在方言“本字”，但總量很小。黃侃就很贊賞王念孫《廣雅疏証》“專事搜求義証，而不推求本字”。每每看到有人把方言詞按語法構詞來討論，就是緣於方言字、詞不分，有膠柱鼓瑟之嫌。
宜審慎。古人所說的方言詞，不能輕易斷定它就是某個區域的方言詞。即使有文獻佐証，也還需要多方求証。確定文獻方言詞，須“時”“地”“音”“形”“義”五要素缺一不可。古代的方言詞和通語詞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某個時代的通語詞，由於語言的發展，后代變成了方言詞。同樣，此地的方言詞，可能變為其他地方的方言詞。例如《說文解字》中說，表示筆的楚地方言“聿”，在吳地叫“不律”，燕地叫“弗”。而另一部更早的先秦文獻《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晉郭璞注：“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那麼，究竟是《爾雅》時代它就是蜀方言呢？還是根據《爾雅》性質，先秦的雅言，漢代變成吳語，魏晉南北朝又變成蜀語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古代學者的見聞和調查手段所限，其指出是某地方言詞的，多能在其他地方的文獻中發現用例。如西漢揚雄所著的《方言》是我國第一部方言調查著作，全書600多個條目，整條未注明通行區域和條目中部分詞目未注明通行區域的，超過半數。還有無文獻用例的，如郭璞注“未詳”“音義未詳”“未詳所出”“此音義所未詳”等，三者相加比例不小。此外，要對古代社會語言交際中雅言、方言並用的雙言機制有清醒認識，對前人文獻中的方言持審慎態度。
善綜合。研究文獻方言要有系統論的觀點。系統有層次性，方言詞中的每類詞都是一個系統，研究時宜形、音、義、用、字各子系統並重。盡管它們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但這正是漢語文獻方言學的特色。每個地域的方言總匯又是一個大系統，從屬於文獻語言這個更大的系統。所謂善綜合，指的是研究時代演變與方言發展時要充分考慮地域的擴張和收縮，縱橫兼備。方言研究務必重視材料及來源，這是一切方言研究的基礎。在每一個層次上，都要先做時代剝離、地域限定，再做文獻方言學的研究。時代剝離的方法是文獻作証，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都要注意文獻的真偽。在大數據時代，以文獻校勘為基礎，以建立標注方言語料庫為前提，結合政治史、文化史、移民史、風俗史、邊疆史和民族史等等進行綜合研究，方得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