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詞學文獻學現代轉型研究”負責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葉燮在《原詩》中說：“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詞的創作也不例外。名家作詞無不因其才而獨具風格，后人評價也多稱賞其才華，故而詞學批評中涉“才”之論不勝枚舉。爬梳詞學批評中的以“才”論詞，可以發現其既有體現文藝批評重視“才力”的共同點，又在“才情”“才法”關系的認識上具有切合詞體的獨特之處。
作詞須有才力
任何文藝創作都離不開才力，才力主要表現為作者的構思、想象、寫作、表達的能力。周濟《詞辨》自序中說溫庭筠、韋庄、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人“才艷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不同詞家因其才思、學力不同，創作出自成一家之詞。詞之初創，多為令體，不假安排，故能天趣自然。當慢詞漸為詞家習用，其於才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劉肅《片玉集》序中說周邦彥冠冕詞林，有“旁搜遠紹之才”，體現在“征辭引類”“言言皆有來歷”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說周邦彥“多用唐人詩語，檃括入律”，其長調尤長於鋪敘，富艷精工。不難看出，周邦彥的才力體現在博學多識，善用故實，擅長敘事，雕飾辭藻等方面。清末王鵬運以“沉博絕麗之才”、鄭文焯以“雋上之才”評論吳文英，稱其詞“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舉典務出奇麗”，可見他們對吳文英長於用典、烹煉字句方面的才力甚為推崇。清人對於慢詞創作體現的才力的重視，形塑了以才論詞時的批評指向。如李慈銘認為納蘭性德才力與陳維崧、朱彝尊相距遠甚，納蘭是“天分殊勝而學力甚歉”﹔陳廷焯也說納蘭詞“才力不足”。二人批評納蘭性德學養不厚，這與基於小令詞而賦予納蘭的“才子”“天賦”“天資”之評相去甚遠。可見論者聚焦之詞體不同，對同一詞人才會作出“才”與“不才”的評判。
從才力的角度看，周邦彥可稱為一流詞人。他長於結構辭章，巧設脈絡，體物言情，可稱窮極工巧。然而，王國維說他“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可見，作詞的才力還需體現在“創意”上。王國維在比較章楶、蘇軾《水龍吟》詠楊花詞時，極為推崇蘇軾的和作，他說“才之不可強也如是”。對於章詞，蘇軾給予了“妙絕”之評，稍晚於蘇軾的朱弁也認為章詞有“織繡工夫”。章詞將楊花與愁怨的思婦聯系，甚為巧妙﹔其於楊花摹寫逼真，亦如織繡般精心。不過，蘇軾採用擬人之法寫楊花之神，建立物性、人情間的聯系，虛實相生，韻味無盡。特別是詞作流露的光陰流逝之苦，寫出了深湛的人生情思。以此觀之，章楶的“織繡工夫”與東坡的才力相較確實低了一層。王國維激賞東坡之才，自己也一試身手，作《水龍吟》楊花詞。從“算來隻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樣飄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之句，可知他在詞中寄寓的人生之慨。而由王國維在“創意”上學習東坡，也可見對東坡之才的仰慕。
詞當才情相善
文藝批評言及才情，無不以才情相稱與否作為創作成敗的標准。就詞學批評而言，它更為強調作者才性與詞體擅寫之柔婉、纏綿、深窈之情的契合。當才與情不能合至時，批評者更為看重的是情的淺深，而不是才的大小。蔣芝《詩余圖譜序》評秦觀說：“秦之賦才特長於詞。”他認為，秦觀的天賦恰合詞體。陳霆比較高啟、楊基之作，稱楊詞“清便綺麗”，高啟“殊為不及”，故有“人之才情各有獨得之妙”的感嘆。梅曾亮《嚴小秋詞序》說：“夫詩陳小己，必兼家國之流﹔詞有別裁，惟以性情為主。”指明了詩詞在題材、情感上的不同功能。詞為“別裁”，則需要有長於書寫艷、媚的別才來呈現。詞體對詞人之才提出了要求，若詞人的才性不合於詞，則所作難工。魏禧《漱芳詞序》說：“唯詩余則視夫人之才與情。才與情弗善者，雖學之而不工。”他長於詩文，但唯獨“生平未嘗作詩余（編者按：詞的別稱）”，不是沒有意願，而是“才儉而不能豪，情朴而不能艷”。所謂“情朴而不能艷”，指性情朴拙而不能作柔艷婉媚之詞。
清初《百名家詞鈔》中引毛奇齡之語說：“唐時溫、韋稱才子，而韓、柳、李、杜反不與焉，以其獨能艷也。”溫、韋有才子之稱，與他們以詞體寫艷情密切相關。就才、情而言，詞學批評中更多地強調柔婉、深摯、含蓄之情。李之儀強調詞“自有一種風格”，張先之才不如柳永，但其詞“情有余”，故而有“良可佳者”。陳廷焯也說張先“才不大而情勝”、王時翔“才不高而情勝”。可見，才之大小、高低不是評詞的要素，只要詞善言情，不妨其為絕妙好詞。當然，若能才情兼至自是最佳。像《百名家詞鈔》引吳騏之語說“文章專論才，詞兼論情”，蘇軾“才大而情疏”，而柳永、周邦彥“情長而才短”，故而主張才情兼至。即便如此，對詞體的本色定位仍是情。所以，《蓉渡詞序》引論者之語雲：“言情者詞之本，使才者詞之變。”關於作詞時情與才的處理，徐興業《凝寒室詞話》提出“作詞當尚情真，不當夸才大”。他比較兩宋詞，認為南宋詞“才大而氣密”，而北宋詞“情真”，故南宋詞“真摯之情稍遜”北宋。對於適配詞體之情的推重，塑造了詞之體性，這也是其千年不衰之因。
作詞才融於法
詞學批評中的才法關系，更多體現在詞人的才氣揮洒與詞體格律法度之間的調和上。李清照稱詞“別是一家”，她批評歐陽修、蘇軾等人雖為“學際天人”，但作詞“不協音律”，違背了詞體應守之法。不過，由於蘇軾聲望大，論者即便指出其不協音律，又多會予以回護，就像陸游說東坡“豪放”，是“不喜裁剪以就聲律”。大家似乎達成了共識，蘇軾詞的不協律並不妨害其成為佳作。對蘇軾的“豁免”實屬特例。南宋中后期以來，對遵守詞法的要求愈加嚴格。如張炎之父張樞填《惜花春》詞有“瑣窗深”句，因“深”不協改為“幽”，又不協再改為“明”。這種填詞稍有不協“隨即改正”之舉，體現了對法的恪守。到了明清時代，按譜填詞，遵守詞之格律法度成為基本要求。趙函在《納蘭詞序》中比較詩詞之別，稱詞“刻畫乎律呂分寸，一毫矜才使氣不得”﹔顧廣圻稱贊戈載詞“斂才就法，選韻最嚴，審調最確”。他們都強調作詞之才必須服從詞之法，而不能任由才氣凌轢。厲鼎煃在《星槎詞話》中說蘇、辛詞“豪放杰出”，但仍有詞的佳處，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才氣縱橫仍能“斂才就范”。
被動地斂才就法，或因逞才而罔顧法度，都會對詞作造成傷害。沈雄在《古今詞話》中特意引用王世貞“法不累氣，才不累法”之論，主張才與法相得兼善而互不妨礙。萬樹贊美曹亮武“負天下之才”，又能“毫不苟簡於聲律”﹔莫友芝說陳鐘祥詞“揉才於律，翕然雅音”﹔譚獻贊賞南宋人“融法使才”，這都體現了對作詞才法兼備的推崇。不過，一般詞人很難達到才法兼善的高階要求。就才情、才法而言，拘泥於法會讓詞失去生氣，若詞有深情，倒是仍有可稱道處。如張岱詞“未合法度”，但因其“清才逸思，時露故國之思”，趙尊岳給予了認可。畢竟，真誠的情感才是一切優秀作品的根本。
歷代學者從才的角度對詞人、詞作、詞體作出的豐富評論是中國古代文才批評的重要組成。梳理詞學批評中才學、才情、才法等邏輯關系，結合詞的體性分析以才論詞的典型特征，對於更為全面認識古代文才思想以及深化詞學理論研究不無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