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4—6日，黑龍江大學期刊中心《求是學刊》編輯部主辦、黑龍江大學文化哲學研究中心協辦了“‘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文化繁榮’暨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專欄‘文化哲學研究’建設學術研討會”。副校長魏影出席研討會並致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陝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4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丁立群教授的報告是《文化哲學的理論體系——〈文化哲學講義〉的結構》。他在報告中指出，文化哲學研究一直是國內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但也存在過熱的問題，表現為研究主題的泛化，說明文化哲學研究的邊界不夠明顯，其根源在於文化哲學研究的基礎理論沒有構建起來。因此，構建系統的文化哲學理論范式是當務之急。2025年，黑龍江大學文化哲學研究中心承擔撰寫了教育部原創性教材《文化哲學講義》，在文化哲學基礎建構方面做了很大的推進。這部教材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的題目是“文化哲學：元理論研究”。該篇共三講，分別是“什麼是文化”“文化哲學的學科性質”“文化哲學的理論領域”。這一篇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哲學自身學科定位問題。中篇的題目是“文化哲學：文化研究”。該篇分三講，分別是“文化實踐”“文化模式”“文化危機、失范與重建”。這一篇著重用文化哲學的范式去研究文化。下篇是“文化哲學：現實研究”，共分三講，分別探討了中西古今之爭的前提批判、中國特色文化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問題。
鄒廣文教授報告題目是“深化對文化主體性問題的研究”。首先，他澄清了文化主體性的概念泛化與理論模糊問題。文化主體性並非靜態的文化身份認同，而是文化主體在實踐中形成的自我認知、建構與發展指導，是全球化語境下的生成性概念，本質上是關系性的。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文化定位需求凸顯，其核心是自我認知、監督與發展的主導權。其次，鄒教授闡述了與文化主體性概念相關聯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由費孝通提出，是文化主體性的認知前提﹔文化自信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為文化主體性的價值態度，二者辯証統一促成表征實踐能力的文化主體性。此外，主體性是判定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標志性概念。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實踐指向是中國式現代化。后發展時代語境下，人與自身文化世界的矛盾成為核心，如人工智能帶來的相關問題。文化哲學需關注三個方面：本土文化與現代性的融合、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互動與沖突以及文化傳承創新機制。最后，鄒教授提出，文化主體性研究需跨學科范式，具體可探討不同文明形態下的構建歷程、多樣性呈現、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獨特價值，以及其對推動人類文明和諧共生的意義，呼喚現代化與文化多樣性及背后主體多樣性的呈現。
楊生平教授報告題目是“文化生命體及其‘體’‘用’”。首先，他圍繞文化哲學新的學術資源總結了十大問題，包括文化生命體（文化體驗）概念、文化體與文明體的關系問題（也即作為文化實體的文明）、文化主體性概念等。接下來，楊教授的報告圍繞文化生命體的“體”“用”關系展開。他認為，文化是有機體，而非線性片段，對文化的把握需立足整體而非僅僅體用。文化是人類建構社會與安身立命的秩序依據，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文化是認知與情感合一的地圖，既助力認識改造世界，也承載心靈安放，需實現規律與情感的統一。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便是典型，體現了將人融入世界的規律。文化的體是以物質為核心的物質與精神混合體，是有機體的體，它以物質世界為核心，形成物質和精神的混合體。在相同社會發展時期文化有基本相同的體，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達。不同發展時期文化的體用會發生根本變化，需要把握不同時期的體用本性，並借鑒其他民族的文化。
馬寅卯研究員的報告是《淺議哲學專業期刊在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作用》。他談到，當前期刊主動設置議題的比例在減少，綜合性期刊多按一級學科設欄，專業期刊則以二級學科劃分欄目，這種方式雖有便利，但加劇了學科壁壘。當下跨學科交流困難重重，不僅一級學科間難以跨越，二級學科間的壁壘也難以突破。期刊若想有所建樹，雖短時間內徹底打破二級學科框架不現實，但可圍繞具體話題組織討論。他認為，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注意一個問題：自主概念需具備可通約性，否則難以推廣討論。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需平衡自主性與國際接軌，既要推動中國哲學參與世界哲學，也要吸納世界哲學的有利因素，將本土議題轉化為可國際對話的學術語言。期刊應發揮辨識力，促成有價值的原創概念穩定下來。專業期刊應堅持問題導向而非文獻導向，強調深度優先，以學術增量為核心評價標准，同時通過開設爭鳴、書評等欄目建設學術共同體。
洪曉楠教授在以“‘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原理的學理性闡釋”為題的報告中提出，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原理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首先，從習近平文化思想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關系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十個明確” 首條即明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十四個堅持”均貫穿這一核心原理。習近平文化思想將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置於首位。其次，從這一原理形成的現實來看，建黨前后黨就開始爭取和改進文化領導權，抗戰時期闡明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領導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執政條件下鞏固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地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與西方文化沖突中牢牢堅守黨的文化領導權。新時代堅持“兩個鞏固”，並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確立為根本制度。再次，從原理形成過程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之后提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形成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具體到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之中就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最后，從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來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包括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個部分。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必須涵蓋對這三方面文化的領導，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至關重要。
袁祖社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新全球化時代人類知識的公共性危機與民族文化生活共同體重建的實踐進路”。他認為，文化自信問題、新的文化生命體以及文化主體建設的根本性問題在於，既要避免普遍主義的理性偏知，也要克服特殊主義。首先，人類知識面臨公共性危機。全球化新階段，面對復雜現代性境遇或多元先天語境，人類文化知識的生產邏輯受多種外在性要素的深度重構。化解全球化、現代性對民族文化的沖擊至關重要，否則可能沖擊文化根基。與此相適應，知識生產的公共性問題已成為審視和確証文化認同、社會整合和文明進步的核心問題。其次，新部落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時代共同體的疏離，是民族文化生活共同體及文化主體建設實踐的困境。兩種力量交織疊加、沖突糾纏，使傳統民族生活共同體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最后，民族生活共同體的生成邏輯與實踐路徑之間的關聯是重要的理論問題。知識公共性指知識在生成、傳播、應用過程中固有的指向公共利益與人類文明進步共同福祉的本質屬性。文化生產是遵循特定邏輯展開的系統性過程，在權力場域中完成合法化，同時面臨技術性變革挑戰。與經濟、政治實踐相比，文化實踐主體更多樣，參與性、自主性更突出。基於地方性知識敘事和文化認知的張力，民族文化生活共同體的建構及民族文化主體性建設要獲得長遠生命力，不僅需發現真問題，更關鍵在於縝密界定問題，明確文化思考與實踐的主題。
馬文保教授報告題目是“文化自信的話語背景、基本內涵和現實要求”。他分析了文化自信缺失的原因。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使中華傳統文化逐漸被解構，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日漸衰退，對外來文化愈發仰慕推崇。如今多數中國人對傳統文化並不熟悉，日常使用的概念、體系多源自外來文化，即便研究相關領域也多依賴外來概念表達。20世紀90年代初期市場經濟興起，全球化迅速發展，大量外來文化元素涌入，中華傳統文化進一步被解構，形成多元文化並存局面。人們難以區分自身與外來文化，不清楚該接受何種文化，精神陷入彷徨無助，外在表現為消沉、不滿與抱怨。傳統被碎片化，新文化體系未建立，精神缺乏根基，自然無法形成自信。傳統文化對多數人而言只是概念，既不了解具體內容，也分不清精華與糟粕，即便少數有了解的人，理解也可能截然不同。如今多數人對外來文化的認知並不比對自身文化多，推崇多出於好奇時髦，而非理性判斷，不健康的文化因素正潛移默化改變國人精神。當前，確立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培育，需要讓人們明確值得自信的文化具體內涵，才能擺脫空談。
強乃社編審報告題目是“卡西爾文化哲學概念新探”。他對文化哲學的概念、研究路徑以及卡西爾的文化哲學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文化哲學在德文語境中具有較系統的理論基礎，而在英文世界中缺乏統一的概念框架。他將歐美國家的文化哲學研究劃分為歐陸、英美和國外馬克思主義三條路徑，並強調新康德主義對文化概念的界定最為清晰，是文化哲學的重要理論源頭﹔隨后重點介紹了卡西爾的文化哲學思想，指出卡西爾以符號形式為核心，將世界視為人類的符號化建構，強調文化符號形式是對世界的自由創造與表征，而非簡單的符合論。卡西爾的文化批判屬於觀念論和先驗論，並強調生命、生活與精神活動的多樣性，也對后來的生活世界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強乃社編審比較了卡西爾的生活世界概念與胡塞爾、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之間的差異，並談到馬克思以生產和勞動為核心的生產勞動理論，以及新康德主義及卡西爾的文化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存在的理論張力。他認為，國內學界對卡西爾《人論》的解讀存在一定誤區，需要在觀念論和先驗論的框架下重新理解其思想。
蔣紅雨教授圍繞“數字技術的技術文明史反思”這一主題，從技術發展的歷史脈絡、數字技術對人類生存的雙重影響以及應對技術挑戰的文化路徑三個方面，對數字技術與人類文明的關系展開了探討。首先，他通過對技術哲學史的梳理指出，技術對社會的塑造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演變。他引用埃呂爾、芒福德等學者的觀點，強調19世紀以后技術才呈現出自我增值、滲透全球的特征，而當前的數字文明只是人類文明長河中的一個階段，我們應摒棄對新技術的盲目崇拜，從歷史中汲取對未來的啟示。其次，他分析了數字技術智能化帶來的“雙刃劍”效應。他指出，雖然數字技術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但也引發了“數字異化”“算法控制”等問題，甚至導致人與機器關系的倒置（如“弗洛伊德式人偶”的隱喻）。他強調，在數字技術反思中有必要引入文化哲學視角。這一視角的核心在於關注技術對人的生存狀況和主體性的影響，警惕技術悲觀主義與盲目樂觀主義。最后，他提出了“文化引領技術”的解決方案，主張走出技術決定論的誤區，堅持審慎的樂觀主義。他認為，技術的發展方向是社會斗爭與價值選擇的結果，應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文化的力量引導技術向善。
周來順教授對俄羅斯文化哲學發展的四個主要階段進行了簡要匯報。19 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為標志，是文化哲學研究的自覺時期，主要解決文化選擇與文化主體性問題﹔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以白銀時代和歐亞主義為代表，重點探討文化危機、文化演化及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強調文化的精神性與個性﹔從早期的普列漢諾夫、列寧到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系統化建構是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階段，該階段聚焦於文化啟蒙與文化使命﹔蘇聯解體后，文化學與文化哲學研究佔據重要地位，取代了原有的哲學原理功能，涵蓋了對全球化、虛無主義等問題的廣泛探討。
孫建茵教授以“文化哲學的范式自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規定與理論界定”為題，從理論動因、本質規定與理論體系三個方面，對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范式進行了系統闡釋。首先，在理論動因方面，指出將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范式理解為文化哲學，主要受到布達佩斯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什的啟發。馬爾庫什在《一種哲學的失落》中指出，以卡西爾為代表的德國傳統文化哲學因概念模糊、界限不清而喪失了對現代性的批判解釋力，陷入理論危機。這一問題意識成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探索新的文化哲學范式的重要動因。其次，在本質規定方面，通過與文化學、文化社會學等學科的比較，闡明了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獨特性。她指出，文化學和文化社會學往往將文化視為外在對象或社會子系統，而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則將文化視為人的生存本質的對象化，把人的存在理解為文化的存在，把人的世界理解為文化的世界。其核心問題是人之形象的文化建構，最終指向人的文化解放與自我生成。最后，在理論體系方面，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四個維度勾勒了該范式的內涵。本體論上，確立了“人是文化的存在”這一命題，反對經濟決定論與抽象人文主義﹔認識論上，以實踐存在論為基礎，強調文化是人的實踐活動生成的意義過程﹔方法論上，以辯証法和異化批判為核心工具﹔價值論上，將終極價值指向生存層面的解放，主張通過文化實踐重構生存方式，實現人的總體性生成。總之，東歐新馬克思主義通過集體性的理論運思，証明了一種能夠把握人的本質、回應現代性困境的新的文化哲學范式是可能的，這一范式成為該學派自覺的理論選擇。
惠鳴副研究員圍繞“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時代意義”這一主題，從多個方面展開了系統闡述。首先，他論述了中華文明現代性與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雙重建構。這一建構是歷史性與邏輯性相統一的過程，其根本依據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兩個結合”的重要論述。他將這一過程概括為三個階段：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提出，改革開放后“三個面向”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目標的確立，以及新時代“第二個結合”推動文化主體性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具有世界意義的理念。其次，他論述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三重維度。第一是自我主體性，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定文化自信，抵制文化殖民與文化自卑。第二是交互主體性，指出文化主體性必須在與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互鑒中實現，通過相互承認與尊重形成文明共生。第三是生命主體性，強調文化作為生命體必須不斷創新，在與其他文明的對話中保持活力，並為個體生命提供意義支撐。再次，他從四個方面論述了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時代意義：一是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樹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典范﹔二是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進入新的紀元，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等級體系﹔三是開創中華文明新的高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成為先進文化與崇高理想的結合體﹔四是推動中華文明的內涵重構，包括知識體系從“譯本世界”向“原本世界”的轉型，以及日常生活秩序在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融合中實現的現代性重構。最后，他強調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建設對於民族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價值。他指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推動世界文明多樣性與人類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
李佳怡副教授闡述了哥魯波維奇的文化危機理論。哥魯波維奇將文化界定為人類建構意義世界的“符號宇宙”，強調文化是人類通過符號創造意義的動態實踐活動。后工業社會中這一符號宇宙遭遇根本性危機，此種危機在技術文明與全球化交織下具有多維表征。一是標准化生產吞噬文化多樣性，導致人的精神世界扁平化、碎片化﹔二是后現代相對主義引發價值虛無與認同危機，消解普遍價值與道德規范，使人陷入意義真空並轉向虛擬世界逃避現實﹔三是日常生活中文化虛無主義盛行，語言交流貧瘠化，文化創造力衰退，人類生存陷入平庸化﹔四是全球化催生文化靜態化與虛擬文化泛濫，單一資本主義模式強加於各國，跨文化交流流於形式，虛擬文化產品僅滿足感官刺激，喪失意義建構功能。為了解決現代文化危機，哥魯波維奇提出“文化作為橋梁”這一觀點，以文化的“現實建構”與“烏托邦超越”雙重維度為基石，既反映、建構現實，又承載著人類對未來的美好想象，成為連接現實與理想的中介。其核心功能是實現人與社會的整合：為個體提供存在意義框架以獲得認同與歸屬，通過共享價值體系促進社會整合、破解原子化困境，承載理想願景以激勵人類超越現實局限。
張靈馨講師以“以道觀之的哲學意蘊與文化特質”為題，從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道家思想出發，圍繞“以道觀之”的認知方式、價值重構與審美拓展三個方面展開系統闡述，提出“以道觀之”不僅是一種認知方法，更是一種存在境界，體現了道家將本體思考、價值重構與審美超越融為一體的思想特質，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獨特的觀照方式。
尚人博士圍繞“數智時代主客體統一性的文化重建”這一主題，結合哲學理論與現實場景，闡述了數智時代主客體關系面臨的挑戰，嘗試探討了文化重建的邏輯依據及具體路徑。
（根據錄音整理）
來源：求是學刊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