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顯了對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高度重視、親切關懷和殷切希望。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努力開創廣東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指導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會同省內相關重點高校聯合舉辦“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系列學術研討會。13場系列學術研討會聚焦不同學科，全面總結廣東哲學社會科學十年建設成就，凝練實踐經驗、展望發展方向、積極建言獻策。現將系列學術研討會部分精彩觀點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馬克思主義理論
5月21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術研討會”在華南理工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哲學基礎、歷史邏輯與學科體系建設展開研討，認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貫通中，把實踐優勢轉化為理論優勢，把經驗創造轉化為知識創造。
《求是》雜志社原社長李捷研究員指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首先是戰略問題，也是學術站位問題。面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不可能依賴西方概念和理論解釋中國道路與制度，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迫在眉睫。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既不能停留在口號層面，也不能走向封閉替代，而要在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體現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精神，充分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推進集成性創新。他強調，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必須與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魂脈”相連、“根脈”貫通，馬克思主義提供方向與方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文明根基，二者在中國實踐中有機結合，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立場的方法論體系和知識結構。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韓慶祥從哲學與知識關系的歷史演變切入，強調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回答知識從哪裡來、如何獲得、為誰服務、怎樣組織以及遵循何種范式等根本問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構成了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本體論基礎﹔把握其規律，需要確立正確認識路線﹔堅持人民至上，規定了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的價值方向﹔系統性與戰略性思維，為知識體系生成提供方法論支撐。自主知識體系還需實現哲學范式轉換，超越西方中心論和線性二元結構，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贏的新范式。
華南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陳金龍教授強調，構建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自主性，自主性不僅構成了知識體系的特征，更是其得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哲學社會科學要形成主體性與原創性，必須擺脫簡單套用外來理論解釋中國實踐的路徑依賴，把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文化及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轉化為概念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這種自主性既體現為問題意識，也體現在概念生產與理論闡釋中。改革開放過程中，廣東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哲學社會科學提煉經驗、淬煉思想、形成理論提供了寶貴素材，也要求學界把地方實踐中的制度創新、治理經驗和發展路徑轉化為具有解釋力的學術概念和理論表達。自主性不是自我封閉，而是在開放比較中確立主體立場﹔不是排斥外來知識，而是在批判吸收中形成能夠解釋中國、服務中國、貢獻世界的知識創造。
中共黨史黨建學
6月5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共黨史黨建學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與會專家圍繞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理論基礎、概念體系、知識譜系和文化根基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啟發性的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楊鳳城教授認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發展成就和中國實踐不斷走向成熟的時代要求。當前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及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歷程，已經超出了既有西方理論框架的解釋能力，這為構建具有主體性的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現實依據。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歷史與實踐雙重維度，既不能脫離中華文明根脈，也不能脫離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偉大實踐。唯有實現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解釋力、傳播力、影響力的自主知識體系。
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王炳林教授從科學提煉標識性概念和原創性理論展開論述。他提出，在標識性概念提煉過程中，應重點把握幾點：一是獨特性，即要突出中共黨史黨建學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獨有內容和核心范疇﹔二是發展性，即要揭示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進過程及其時代內涵﹔三是體系性，即要通過核心概念的延展和關聯形成具有內在邏輯結構的知識網絡。同時，應進一步拓展學術視野，重視紅色文化研究、改革開放史研究等領域，深入挖掘新時代實踐中的原創性理論資源，不斷豐富學科內容體系和研究空間。
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程美東聚焦知識譜系和成熟的課程體系。他認為課程體系是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而課程體系的形成又以知識體系和知識譜系為前提。知識體系體現學科內部的核心概念和理論結構，知識譜系則反映學科賴以形成和發展的廣泛知識資源，兩者相互支撐、缺一不可。當前黨史黨建學獲得快速發展，但存在研究碎片化、基礎性建設不足等問題。推進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需要進一步強化學科基礎研究，加強經典文本、歷史文獻和重要人物思想資源的系統整理，厘清學科概念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內在關聯。同時，要更加重視課程體系建設，通過課程設置和教材建設將知識體系轉化為穩定的人才培養體系。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沈成飛教授立足文化視角，提出文化主體性是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生成的關鍵內核。他認為，應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果以及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實踐有機統一起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表達。應堅持開放包容、交流互鑒原則，在保持主體性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不斷增強自主知識體系的開放性和世界影響力。
哲學
5月29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哲學學術研討會”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行。與會學者圍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本土實踐的創造性轉化、中外思想資源的融通互鑒、科技革命與社會變革帶來的時代課題等進行深入討論，一致認為新時代哲學創新應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基本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劉大椿系統闡述了其提出的原創概念“科技審度論”。他指出，學界對科學的理解主要存在辯護與批判兩種取向，但二者均有局限，因而主張實現“從辯護到審度”的哲學轉換，以多元、理性、寬容的態度看待科學技術。審度並非折中主義，而是在“執兩用中”的意義上整合辯護與批判因素，形成既開放包容又保持基本立場的科技哲學態度。他以馬克思科技觀為參照，從歷史實踐視角分析科技與生產力、與異化、與自由的關系，並提出四項理論任務：審度馬克思科技思想的當代意義，區分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合理性與限度，回應智能科技、生物科技等新興技術引發的哲學與倫理問題，以及重建科技論爭中的理論框架。
中山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哲學系教授陳少明圍繞“標識性概念”與“自主知識體系”的關系展開討論，從詞語、概念與知識表達三個層面逐步推進。他指出，將二者聯系起來涉及部分與整體、要素與系統的關系，但需先澄清“概念”與“體系”的基本含義。在概念與語詞關系上，他認為語詞先於概念，觀念是語詞與概念的混合體，不同語境對同一語詞的界定構成概念演變，如“道”“義”等詞體現為文化史展開。在知識表達層面，他區分常識、概念化知識與知識體系，認為后者是具有組織結構的系統，其組織方式包括因果性與邏輯性，並將知識表達劃分為描述性與命題性知識，討論哲學在其中的位置與特征。他認為，“標識性概念”既可能指向文化整體，也可能涉及學科關鍵詞，但二者並不等同，並強調富有深度的觀念史研究本身即構成一種知識體系建構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院長馬寅卯教授梳理了當代中國西方哲學研究從百年探索走向自主性轉向的歷程，以現象學、分析哲學、古希臘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為例，展示中國學界的實質性推進：“中國現象學”以本土問題意識重釋現象學，分析哲學借助中國資源重構心靈哲學框架，並通過以“道”“理”對話柏拉圖、以“禮”“德”“道”豐富黑格爾辯証法，使中國學者由被動詮釋者轉向主動問題提出者。他指出，關鍵在於從“以西釋中”走向“以中問西”的范式轉換，本質涉及哲學問題定義權重構。這一轉向要求從“教哲學”走向“做哲學”，並需警惕排外封閉與相對主義風險。在此意義上，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應獲得更開放形態，在自我對話中實現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政治學
5月23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政治學學術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戰略任務、研究規律、時代變革與概念創新展開討論，強調要立足中國政治實踐，提煉具有主體性、原創性和解釋力的概念范疇，推動中國經驗上升為學術表達、中國制度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
南開大學講席教授、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主任朱光磊認為，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不能停留在短期熱點回應或概念包裝上。中國政治實踐已經發展到需要並且能夠形成自身理論表達的階段，學界應在長期積累中提煉能夠解釋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經驗的學理化概念與判斷。他提出，要既保持研究方向的穩定性，又圍繞國家戰略和時代命題開展重點攻關﹔自主知識體系的支點在概念，要提出和論証符合中國實際、體現社會主義理念、能夠被學界和社會理解接受的概念、范疇與判斷﹔應堅持政治學與行政學雙輪驅動，避免把學科邊界絕對化。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桑玉成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在技術主義快速發展的時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它能夠對資本邏輯、權力邏輯和技術變革進行制度分析與價值反思。他認為，必須尊重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規律，不能簡單套用自然科學評價模式，也不能用短期化、數量化、項目化指標替代對思想深度和理論貢獻的判斷﹔推動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關鍵在研究人才和制度環境，應通過體制機制改革釋放科研人員創造力，完善更加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特點的成果評價體系，鼓勵學者加強基礎研究，處理好學習與原創、直接知識與間接知識的關系。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員鮑靜從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變革出發提出，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必須回應數字世界興起帶來的新問題。數字身份、網絡身份、算法畫像和平台規則正在深刻影響人的存在方式、社會關系和治理結構。人工智能介入生產生活后，“勞動創造人”等經典命題面臨新的理論追問，AI替代勞動、生成財富和參與決策，將重塑人與技術、權力與數據、治理與算法之間的關系。她認為，政治學不能把AI僅視為技術背景，而應將數字存在、算法權力、智能治理、人機協同等納入理論視野。面向數字時代，要從中國數字治理實踐中提煉新概念、新范疇，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防止技術工具理性遮蔽公共價值。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社會科學學部主任肖濱以“人民政府”概念為例，展示了從基礎概念入手推進政治學自主知識創新的路徑。他指出，從中國政治實踐和人民民主邏輯看，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政府理論，把政府僅理解為行政機關或三權分立架構中的一個部分。理解“人民政府”，必須回到中國的歷史邏輯與制度邏輯之中。人民政府的政治根基是人民，政權基礎是人民共和國，價值目標是以人民為本位，權力軸心是黨的領導權。由此，廣義的人民政府應包括黨的組織系統與國家權力系統的整體運行，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行政政府。
法學
6月5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法學學術研討會”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建構、新時代法學研究創新與實踐應用等主題深入交流探討，一致認為要不斷增強中國法學的主體性、原創性和引領性，為法治中國建設貢獻更大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陳甦認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回應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法治體系既是制度體系，也是知識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僅豐富了中華法治文明，也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經驗。推進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應強化知識論視角，深化知識生成與發展規律研究﹔堅持開放互鑒，積極吸收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強化體系思維，推動部門法之間以及法學與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增強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和協同性。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提出，當前，關於自主知識體系的研究不斷升溫，但也應警惕脫離實踐、刻意追求原創概念的傾向。隻有源於實踐、服務實踐的創新，才能真正體現自主知識體系的價值。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應堅持實踐導向。從地方立法到司法實踐，從法治統一與地方創新的協調，到數據治理等新興領域規則構建，中國法治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時代課題。應立足中國大地，在回應現實問題中提煉原創理論，推動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斷發展完善。
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院長解志勇教授提出，構建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應統籌推進理論研究、人才培養和國際交流。特別是在研究生培養中，要立足中國實踐、闡釋中國經驗，引導學生運用中國理論研究中國問題，增強學術研究的主體意識。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建構好，更要傳播好。應積極拓展多語種出版和國際合作渠道，推動中國法學理論走向世界，不斷提升中國法學的國際話語權，在文明互鑒和傳承創新中不斷增強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原創性和影響力。
廣東工業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杜承銘教授表示，數字技術深刻重塑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催生了數字法學這一新興領域。他認為，數字法學應基於中國數字社會實踐，推動理論范式創新，堅持數字人本主義，在技術發展與權利保障之間實現平衡。數字法學建設應從中國數字治理實踐中提煉自主概念和核心范疇，圍繞數字權利、平台與算法權力、數字治理秩序等重大問題開展研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應加強數字法理學建設，推動法學與計算機科學等學科深度融合，發展數據法學、人工智能法學等新興方向，培養兼具法治思維與技術素養的復合型人才。
人口學與社會學
5月31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人口學暨社會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與會專家聚焦人口流動發展態勢、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深入探討新時代人口學與社會學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翟振武指出，中國人口學起步相對較晚，且長期借鑒西方理論框架。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深刻人口流動變遷的背景下，一些重要人口現象尚缺乏清晰、規范的概念界定。以“流動人口”為例，當前流動人口概念邊界模糊、測量邏輯不嚴謹，與國際標准差異較大，此外涵蓋對象不斷擴大，其概念內涵亟待進一步明確和規范。還有關於“家庭戶”與“家庭”界定問題。當代中國家庭關系具有較強彈性和延展性，人口流動加劇、養老模式變化、家庭功能外包以及傳統家族觀念延續，使家庭邊界呈現動態性和模糊性。應立足中國國情和社會變遷實踐，從概念、指標、方法和理論等層面，加強人口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推動形成能夠准確解釋中國人口現象、體現中國特色的人口學理論體系。
原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司長王謙結合過往開展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的經驗，就人口遷移流動調研工作提出思考。當下流動人口群體分化明顯，大范圍普適性調查價值減弱，調研應轉向聚焦特定群體與細分問題。同時，傳統抽樣調查面臨抽樣框搭建難、樣本易變動等問題，典型調查、專項調研更具實操性。此外，流入地與流出地調研數據存在偏差，且流動人口數據時效性強、跨時段對比意義有限。建議打破單一數據思維，整合人口普查、行政記錄、大數據及專項調研等多類信息，搭建多源數據體系，實現人口流動常態化、精細化動態監測。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從代際視角解讀新型城鎮化發展現狀與出路。他梳理了我國城鎮化及進城務工人員流動的發展歷程，指出雖然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67%以上，但有17%以上的常住人口並沒有實現“人的城鎮化”。“半城市化”人口在體制機制、社會參與和社會心態等方面沒有在城鎮完成社會融合。當前新型城鎮化還面臨人口分布呈倒金字塔結構、區域發展失衡、供需錯位、成本分擔等多重難題。他認為，未來城鎮化將形成城鄉兩棲與徹底市民化兩大發展形態，需破除體制壁壘，暢通城鄉雙向流動渠道。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侯佳偉圍繞中國人口流動發展趨勢、理論創新及粵港澳實踐展開探討。她提出，我國正在經歷和平時期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自1990年以來，廣東始終是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的省份。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在遷移流動與城鎮化領域作出重要貢獻，比如，最早全文翻譯引介推拉理論，提出“角動量效應”理論，同時在澄海、台山、順德等僑鄉遷移，在華非裔外國人遷移，外籍華人回流等國際人口遷移領域也作出重要貢獻。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流動實踐為構建人口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豐富素材和實踐支撐。
經濟學
6月6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經濟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會議聚焦標識性概念凝練、原創理論提出、方法論創新與學科體系建設等核心議題，厘清了新時代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思路與方向，為經濟學界深化學術交流、加快推進學科高質量發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蘊研究員表示，概念是知識體系的基礎磚瓦，提煉適配中國發展現實的標識性概念，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首要環節。在概念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提煉原理性、規律性認識，搭建起理論體系的主體框架。她重點解讀了四大核心原理：大國經濟雙循環促進原理、經濟增長量質轉化提升原理、生產力質態演進原理、政府與市場協同作用原理。這些原理立足中國實踐，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有效解釋新時代中國經濟運行特征。依托概念與原理，最終形成系統化原創理論。她強調，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並非靜態成果，而是源於實踐、指導實踐、持續迭代的開放體系，必須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不斷完善。
中山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趙昌文教授指出，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但解讀發展邏輯、掌握國際話語解釋權長期受制於西方理論范式，因此樹立高度理論自覺、推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學界的重要使命。他主張用三個關鍵詞闡述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整體建設思路：一是破局，核心是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發展范式，研究中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理論驗証中國數據，要立足國情挖掘真問題，同時優化研究方法，避免過度數學化、模型化脫離現實的問題。二是立新，分層推進理論創新，先打造一批辨識度高的標識性概念，再串聯形成邏輯自洽的原創理論，最終建成覆蓋多領域的系統化學說。三是踐行，強調理論落地服務實踐，一方面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共同富裕、產業鏈安全等國家重大戰略提供學理支撐﹔另一方面提升中國經濟學國際話語權，為全球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廣東財經大學特聘教授陳甬軍認為，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原創的國際合作實踐，歷經夯基壘台、落地鋪開、高質量發展三個階段，十余年間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概念、合作模式與理論邏輯，是培育中國經濟學原創理論的重要平台。他認為，“一帶一路”取得成功具備兩大條件：中國與共建國家在產能、資金、基礎設施需求上高度互補，是合作的必要條件﹔共商共建共享機制、高標准可持續目標、“五通”合作框架等系統化制度安排，是合作落地見效的充分條件。他提出，可依托豐富的實踐積累，逐步構建“一帶一路”經濟學，並將相關理論融入政治經濟學、開放經濟學、世界經濟學等學科體系。未來要持續總結合作規律，提煉理論成果，讓“一帶一路”相關理論成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族學
5月30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民族學學術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戰略意義、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等作主旨發言，認為構建民族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深化理論溯源與創新，提煉出具有時代性、標識性的核心概念與范式。
廣東省民族宗教委黨組成員、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長羅龍指出，嶺南作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外文明交匯節點，需從三方面發力。一是扎根實踐夯實理論體系，挖掘嶺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規律，創新邊疆治理理論，融合傳統治學與現代范式﹔二是整合史料完善史料體系，系統梳理地方志、碑刻、僑批等資源，依托《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匯編·廣東卷》及《港澳台僑卷》，構建整體敘事﹔三是創新話語體系，抵制西方錯誤史觀，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實踐，提煉城市民族工作、僑文化研究等特色成果，推動中國民族學話語走向全國、輻射海外。
中南民族大學原副校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段超教授強調，民族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需堅持“兩個結合”，既要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又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資源。他指出，要深化《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匯編》成果打磨，優化學科布局以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主體地位，將學術研究與新時代民族工作實踐緊密結合，回應“各民族共同發展”“互嵌式社區建設”等重大現實命題，避免脫離實際的西方理論套用。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主任劉正寅教授指出，現有史料體系存在“重陸輕海”傾向，需將海洋維度作為結構性要素納入。建議從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層級，系統整理歷代正史中的“四夷傳”“外國傳”及包括宋元以來海洋民族志文獻等記錄海洋活動的漢語文獻，還原中華文明對海洋的原生認知﹔第二層級，挖掘東南沿海民間文獻、族譜、碑刻，呈現普通民眾的海洋實踐﹔第三層級，批判性運用多語種域外文獻，與中文史料形成互証。他以《島夷志略》等文獻為例，說明海洋視野能揭示中華民族“陸海一體”的發展邏輯，為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完整歷史圖景。
四川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勵軒教授強調，當前研究存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研讀不足等問題。他指出，需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典原著研究，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民族理論動態﹔系統整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族治理智慧，避免“冷門絕學”研究自說自話﹔以開放姿態借鑒西方學術的合理概念與方法，如借鑒安東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義”理論回應西方“中華民族建構論”，但需堅決破除西方中心主義敘事框架，構建兼具主體性與包容性的知識體系。
歷史學
5月23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歷史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會議聚焦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關鍵議題，厘清了構建的思路與方向，為拓展歷史學研究邊界、深化廣東史學界交流合作、推動學科高質量發展搭建了重要平台。
中山大學原黨委書記、歷史學系教授陳春聲表示，相較於人文社會科學眾多“發源”於歐洲的學科和研究領域，中國歷史研究的本土特色更顯得富於生命力。他在發言中回溯了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學術傳統，認為傳統鄉村社會研究最具魅力和學術積累價值的工作之一，是大量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和口述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他指出，在推動中國史學傳統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要重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眼光向下，關注普通村民的日常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通過區域社會變遷與鄉村文化傳統更加全面、深入理解中國歷史，豐富歷史認知。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義雄認為，重新思考中國在亞洲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理解近代早期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要途徑。他指出，當前，“全球微觀史”成為新興的研究熱點，相關研究作品不斷涌現，且呈現出日益多元的局面。“全球微觀史”研究主張“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既在跨文化背景下探索地方性，又在強調地方歷史獨特性的同時發現全球性”，將使我們對早期全球化時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動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廣東歷史學會會長李慶新研究員指出，當代海洋史學目前呈現兩種趨勢，一是“越做越大”，即向全球史、世界史方向發展，二是“越做越小”，即向微觀史研究發展，但在宏觀與微觀之間，可以選擇中觀視野，即海域史研究作為落腳點。他強調，未來應從全球史宏觀視野出發，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為基礎，推進海洋世界史、世界各海域史研究﹔“在海洋發現歷史”，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學理性審視和學科性重構，建構中國特色的海洋世界史學術體系，促進世界史學科體系建設﹔從“海洋中國”出發，扎根中國大地、海域，開拓中國海域史新“疆域”，構建與中國史相對應的海洋史學體系。
中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系教授謝湜指出，十年來，中國古代史領域學者立足學科特質，呼應時代議題，傳承學術傳統，在持續探索與創新中產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推進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走出了一條彰顯時代使命的發展道路。他闡述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時代特征與新趨向：一是堅持唯物史觀，強化對中華文明演進的整體把握，在長時段、廣視域研究中突出歷史的繼承性與民族性﹔二是立足中國實際，深化國家治理與社會運行機制研究，推進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三是推動學科交叉融合，拓展專門史與區域史研究路徑，完善學科體系與話語體系﹔四是傳承冷門“絕學”，發展數字人文，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新聞傳播學
5月23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新聞傳播學學術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與會專家結合新聞傳播學研究范疇更新、學科邊界重估、人工智能對信息生產機制影響、理論教材課程體系重構、研究方法創新與范式轉型等重點課題展開交流研討。
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指出，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使命任務。借用政治經濟學的比喻，學科建設可以分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基本方面：經濟基礎是指技術基礎設施的改變﹔上層建筑要求我們用中國眼光、中國邏輯和中國價值觀對相關學科進行中國化的改造。當技術基礎形成的智能傳播新生態重構了擬態環境時，上層建筑的建設必須與其高度適配。他強調，基於此，未來傳播學學科的構建可以從技術可供性、功能可供性以及價值可供性等三個層面進行體系構造。
新華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雙傳學立足黨報一線實踐，明確提出了“知行共生”的核心觀點，闡明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與新聞傳播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一場深刻的雙向賦能過程。他指出，前者需要后者為之提供理論坐標系與方法論工具，而后者又必須從深刻的變革實踐中找尋問題源、重塑主體性，二者呈現出相互纏繞、相互支撐、共同生長的雙螺旋結構。他強調，建構自主知識體系，自主性離不開主體性，主體性離不開實踐性。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須堅守實踐向度，立足中國國情、扎根中國大地，以中國問題為出發點，以解決問題為落腳點。
暨南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陳昌鳳教授聚焦人工智能時代出現的“傳播工程化”與“工程文科化”這一一體兩面的前沿趨勢，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傳播作為持續運行的“社會技術系統”的時代，其由基礎設施、工作流接口、指標、模型和自動化系統共同組成。這種新型模式與傳統的文科話語迥然不同，傳播互動活動徹底進入了拆分、標准化、模塊化、度量化、自動化和可審計的工作邏輯。她提到，隻有通過工程的文科化，才能確保技術不脫離人類的價值軌道。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相德寶從世界觀與方法論兩個維度系統探討了中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在世界觀層面，他對當下智能時代的國際傳播進行剖析，認為國際傳播的最核心功能，就是要跨越民族、種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差異，實現跨文化的文化共情與文化共鳴。基於此，他提出建構中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應堅持“立足中國、融通世界、全球供給”，以中華文明為根基，基於人類共通的規律、情感與價值，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和新表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議，全面融入到整個世界的國際傳播體系中。
心理學
6月1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心理學學術研討會”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行。專家學者圍繞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心理學研究的指導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等議題，開展深入研討，一致認為構建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回應社會需求、服務人民健康、彰顯文化自信的時代使命。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林崇德認為，“自主”是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核心，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問題導向，立足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本土現實，做到“眼中有人”﹔二是強化學術主體性覺醒，合理借鑒中外思想資源，以解釋和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為根本評判標准﹔三是推進概念守正創新，推動傳統概念現代化、外來概念本土化，打造中國實踐的原創標識性概念。為此，他提出了四大突破方向：一是方法論突破，摒棄“西方理論套中國數據”的固有模式，倡導問題本位的跨學科研究﹔二是評價體系突破，改革“唯期刊、唯論文”的評價導向，重視研究成果解決現實問題的實際價值﹔三是交叉領域突破，推動心理學與多學科融合發展，培育新興研究方向﹔四是國際對話突破，立足中華文化資源，運用國際通用學術語言為全球心理學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華南師范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莫雷以原創理論構建實踐為例，闡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打造中國特色心理學理論體系的完整路徑。他表示，構建本土原創理論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根基，形成標識性概念。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團隊依托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融合中華優秀傳統學習思想，合理借鑒西方研究成果，構建了中國特色原創性學習雙機制理論，邁出學習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重要一步。該理論直面西方學習理論存在的短板，提煉出聯結性學習、運算性學習等核心標識概念，實現多類學習機制的貫通統一。在此基礎上，團隊進一步延伸研究，分別構建雙機制學科學習教學理論和雙機制品格學習培養理論，填補了西方學習理論忽視品格培育的空白。
陝西師范大學原校長游旭群教授強調，構建中國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堅守中國文化主體性，把握繼承性與民族性、原創性與時代性、系統性與專業性三大方向。他深入剖析了主流西方心理學研究范式的局限，認為中國心理學研究要回歸實踐本質，將研究立場、選題方向、論証過程與研究目標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局，緊扣“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開展研究。他指出，廣大心理學工作者要牢記使命擔當，扎根中國社會現實，提煉原創概念、范疇與理論，合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心理學知識體系。
宗教學
6月12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宗教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構建中國宗教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內涵、歷史脈絡與實踐路徑等展開深入研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思路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卓新平指出，中國宗教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關鍵在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首先要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及其邏輯思路，抓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則。在當代中國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關鍵要做到“兩個結合”。他認為，需要創立“漢語宗教學”，凸顯這一學科在中國的獨有語言文化特色。“漢語宗教學”的創立，一是必須証實自古以來中國宗教的真實存在，二是中國宗教學的書寫必須以漢語為基本，三是中國宗教學必須立足中國社會及其漢語氛圍，四是中國宗教學必須反映集體智慧，五是中國宗教學話語必須開放包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鄭筱筠研究員表示，宗教工作是一項全局性、戰略性工作，具有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和復雜性特征。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把握好涉及宗教工作的重大關系，從政治高度思考和推進宗教工作，在和諧穩定中創新發展。她強調，一要堅持文化自主性、文化包容性、文化開放性，加強中國宗教學學科體系建設﹔二要文以載道，加強中國宗教學的學術體系建設和話語體系建設﹔三要認識到人才培養、人才建設的緊迫性、系統性與針對性。她指出，研究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價值取向和學術導向，堅持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大局思維，聚焦宗教學領域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更加堅定的文化主體性和歷史主動精神，扎實推進理論創新、知識創新、方法創新，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教授龔雋認為，近代中國佛教知識史的建立，基本是在代表傳統立場的經學與具有近代意識的新史學的“緊張”關系中開展的。近代以來，在域外新知的影響下，中國佛教學傳統意義上的禪教關系，已經為以經典文本為中心的經史之辯所替代。近代中國佛教知識史的形成，正是在這種經與史之間，開展出不同的書寫張力。他指出，雖然傳統經學中的心性議題、體証方式與現代學術的規訓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但是保留佛教學研究中的這種“緊張”，對於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來說是必要的。這啟發我們，在中國宗教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中，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新知”，即將宗教完全作為客觀對象加以研究，也不能退回前現代的護教學立場，而是要在“經”與“史”的張力中推動形成自身的知識傳統和研究范式。
國際關系學
6月6日，“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國際關系學學術研討會”在華南理工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命題、研究范式與理論創新展開深入研討。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鄭永年指出，構建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首先要立足中國自身的“真問題”，而非西方過往拋出的命題﹔中國學者不能簡單移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研究范式，而應聚焦中國自身實踐，進行原創性知識生產。隨著中美大國關系進入歷史性新階段，中國外交戰略無論從實踐還是理論上都應更“有所作為”。應基於中國在經貿、科技、海洋空間等各領域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鮮活實踐，提煉融通經濟合作與戰略穩定的新分析框架，重新審視合作與競爭之間的關系，以探索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政策路徑。
華陽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南海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吳士存認為，系統的法治建設和制度建設，是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我國在海洋權益維護、周邊外交和區域治理等領域的法治實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規范建構與制度研究提供了寶貴素材。他提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國際規則和涉外法治基礎研究，系統提升中國在規則解釋和話語建構方面的學理供給能力﹔大力推動歷史學、國際法學與國際關系學的深度交叉融合，從中國參與和塑造地區秩序的長期實踐中，提煉具有普遍理論價值的原創性成果。
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張海文指出，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調整，治理議題日趨多元復雜，國際規則加速重構。這一歷史性進程，為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的現實源泉與重大契機。我們應加強對國際規則演變規律的研究，將我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拓展國際合作網絡的實踐，深度融入全球治理理論構建之中，形成既符合中國國家利益又回應全球共同關切的治理理論框架。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金永明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處理大國關系、經略周邊、參與全球治理等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這些都是國際關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理論生長點。他認為，當前，國家間利益協調、規則博弈與秩序重塑等問題依舊復雜敏感，需要在堅定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礎上，推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與理論對話。應系統完善參與全球治理的體制機制，將國內治理實踐與國際規則塑造有效銜接，把一系列重大外交實踐系統轉化為體系化的國際關系理論成果。
